“集团结婚”：近百年前革新婚俗的尝试

如今，集体婚礼被广泛接受，成为弘扬新时代婚育文化的桥梁。每逢七夕、情人节、“520”等时节，不少地方都会精心设计，举办规模盛大、内容丰富的集体婚礼。作为“西风东渐”的产物，集体婚礼早在民国时期就已被引入中国，为当时的婚俗变革起到了积极作用。

集团结婚的兴起是在清末以来“文明结婚”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光（绪）、宣（统）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1]相对繁琐冗长的“三书六礼”，文明结婚力求节俭，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官绅群体中广泛流行。在1928年蔡元培拟定《婚礼草案》的推动下，内政部于1930年制定包含十二节的《婚礼草案》，“因古礼之遗，循习俗之宜”，仍稍显复杂[2]。对集团结婚的推动起关键作用的，是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旨在“改良社会秩序，挽救国家危亡，恢复民族道德，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准绳”的新生活运动。而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为增加人口、鼓励结婚生育推行的集体婚礼提供了崭新思路，如1930年墨索里尼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举办70对夫妇参加的“联合婚礼”[3]。

“集团结婚”一词于1934年首见于《申报》、《新闻报》等各中文报刊。当年12月，上海市社会局“为推行新运、提倡俭婚，仿意大利集团结婚办法，发起新生活集团结婚典礼”[4]。社会局发言人称，“近鉴于习俗日趋奢侈，结婚费用动辄数千，市民对于俭婚之希望虽殷，终不敢以身作则，惧遭亲友之轻视。际兹积极提倡新生活运动之时，俭婚实有由政府提倡之必要，使民间易于普及。至用集团结婚式，所以使结婚人明了其为社会中之一员，将家庭之观念，扩而至于社会之观念”[5]。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婚礼成本的不断上升、攀比思想的愈演愈烈已经引发了个人经济乃至社会的巨大风险，不少人“宁可举起几年还不清的债，来争三天的虚荣……饥饿队里的群众多得难于估计，而远东最富丽的电影院和耸入云际的大饭店，却不断地建筑起来，点缀着都市的繁华；矛盾性引起了都市的危险性：自杀——个人经济崩溃的结果；金融恐慌，银行倒闭——象征着社会经济的崩溃”，因而“需要庄严、隆重的结婚仪式，来转移民间的错误观念，就是所谓‘变政先变俗’的工作，也就是拟议‘新生活集团结婚’最大的意义”[6]。

因而，“新生活集团结婚”的主要特征是由官方推动“俭婚”，“在极度俭约的经济支配之下，举行极度庄严的结婚仪式”[6]。1934年4月，上海市长吴铁城令社会局改良婚仪，社会局在“礼节庄严、经济时间、节省费用”三原则指导下，拟定包括婚礼、相见礼、告庙礼三项的结婚标准仪式，大量删减其他细目，使婚礼能在半小时内完成。与以往通过八字、五行等择日的传统不同，社会局规定每年元旦、孔子诞辰、双十节、总理诞辰为集团结婚日期，以期将结婚日纳入政府纪念活动的时间序列。初期安排中，每次同时有五十对参加，每对交费20元，约仅相当于当时传统婚礼平均花销的10%[7]。集团婚礼在市府新屋大礼堂举行，由市长、社会局长证婚；礼成后，由市长、社会局长夫妇在市政府食堂欢宴新人，称作连欢宴。

1934年12月21日，第274次市政会议一致通过集团结婚原则。以如此实惠的花费享受如此庄重的典礼，每年节约的民财，“以每对五百元计，便是十万”，其促进社会经济安宁的效果如何？[6]《申报》社论从厉行婚姻伦德化、保持婚姻庄严性两点兼顾的角度肯定了集团结婚办法，但也指出其推行尚有待于社会中上层阶级的身体力行；每年四天，每次五十对的限额过少，若市长、社会局长公务繁忙，可由其他局长及社会中之德高望重者分任其劳。针对举办次数过少的呼声，市府重新规划日期，拟定于每月第一星期的星期三举行，每年举办十二次[8]。

为倡导集团结婚，上海市社会局职员在1935年1月9日的新年同乐大会上，表演集团结婚仪式。2月初，社会局发布布告，定于当年4月3日举行第一届新生活集团结婚典礼，并征集集团结婚式样书[9]。上海首开风气之后，北平、杭州乃至西川邮务工会会员都仿行筹划集团结婚，均拟于政府礼堂进行，由政府官员证婚。3月2日，上海第一届集团结婚的登记申请者已达到58对，并于当月11日开始第二届的登记；第一届核准参加的结婚人信息，均通过社会局布告公布，且结婚人须在婚前五日内的规定日期来社会局现场盖印结婚证、领取登记证[10]。最终确定的59对新人中，男子多为公司职员、公务员、商人；女子近半无职业，其余多为学生、小学教员；男女最大年龄分别为37岁、30岁[11]。值得注意的是，集团结婚与推销国货相辅相成：男女礼服均来自美亚丝绸厂，男礼服甲种15元，乙种12元；女礼服甲种5.6元，乙种4.5元，价目均属低廉[12]。通过国货礼服的物质符号，集团结婚将节俭消费与民族主义绑定，以抵制奢靡之风，并呼应绸缎业公会发起、旨在与洋装、洋货竞争的“国绸礼服运动”。

首次集团婚礼前夕，上海市府于4月2日下午在大礼堂举行演习。当日，专用接送车辆于下午2时20分自大世界开出，30分经宝山路，3时前抵达市中心区。[13]婚礼当日，接送车辆的时间、路线保持一致，市中心区交通由七区二所派警员维持，指定七百余名观礼者由市府后门入内，新人由正门入内，以防止拥挤。礼堂内已布置妥当，礼台之下为结婚人行礼完毕后集中之地，下铺红毯、排定数字；其旁一侧为结婚人站立等候行礼之地、主席坐席、乐队，此外均为观众席。礼台和阶梯上布置鲜花，正中孙中山铜像前台上有结婚证书及纪念品。[14]

在市府楼下食堂化妆准备完毕后，社会局派男女科员四人，由休息室中引导新郎新娘分行至市府正门大台阶，登阶时，市音乐队于礼堂外奏乐。入内后，张莲青女士及国立音专四人奏钢琴及提琴，满屋由喧哗变为静寂庄严的氛围。婚礼开始，新郎、新娘分别由社会局科长孙秉辉、陈国伟引导入内，登礼台向孙中山遗像敬礼三鞠躬，新郎新娘对立两鞠躬，向证婚人致敬礼一鞠躬。礼毕后由吴铁城及社会局长吴醒亚证婚，吴铁城宣读证词、训词，正式宣布新人依法结为夫妇。[15]再次奏琴后，新人随手提明角灯和宫灯走出礼堂，“蓝袍黑褂与白色婚纱相映，远望之，颇类含有东方风味之花边图案，可谓奇观”。

新人列队入市府大礼堂《申报》1935年4月4日，第13版

上海市长吴铁城与社会局长吴醒亚与新人合影《申报》1935年4月4日，第13版

礼成后，由王开照相馆负责拍摄合影，派拉蒙、米高梅、福斯等美国影片公司均派摄影师也在场拍摄。合影时吴市长、吴局长站在新人中间，直至六点左右，人群才各散去，“一时市中心区及江湾路上车辆连接、观众拥挤，一番欣喜状况，实未曾见”。[15]首次集团结婚大获成功后，市府于当年5月、6月、10月、12月分别举办第二至第五届集团婚礼，分别有35、54、142、111对新人参加。每届举行，中外人士“结伴往观”，市府广场前往往人山人海[16]。从第四届开始，上海市广播电台向全市直播集团婚礼的全过程。直至1937年4月，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共举办了13届集团结婚，这项新婚俗也风靡全国，北平、天津、南京、杭州、芜湖、汉口、长沙、厦门及广西、云南的部分地区纷纷效仿举办。抗战胜利后，集团结婚还走入上海市郊的浦东高桥，在1947年1月到1949年1月间以每月一次的频率举行，逐渐实现规范化、普遍化。

集团结婚相关插画《申报》1935年11月17日第12版

上海市第三届集团结婚新娘走出化妆室《时报》1935年6月6日，第5版

集团结婚在市府新屋大礼堂举行，将原本用于行政活动的政治空间转化为公共仪式空间，不仅利用政府建筑的庄严性，更通过政治与私人仪式的结合，实现空间功能的叠加，强化了国家权力对私人生活的介入。通过规定新人从正门入场、观众从后门入场，以及红毯、指定站位等空间分隔确保仪式秩序，体现了权力对空间的精细化控制。婚礼结束后市府食堂的“连欢宴”，则将私人庆祝活动纳入政府管理的公共空间，进一步模糊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的边界。

通过将节俭上升为公民道德，集团婚礼服务于新生活运动“去奢崇俭”的意识形态；其使结婚人“明了其为社会一员”的愿景，将家庭观念融入社会观念，通过仪式空间将个人婚姻纳入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中。市长、社会局长作为证婚人，将政府权威纳入婚礼仪式，使婚姻合法性由传统宗族转向国家认证；孙中山像、对总理遗像三鞠躬的礼仪等，通过空间符号，将婚姻与意识形态直接关联。宣传机器通过将集团结婚宣传为解决当时上海社会矛盾的手段，通过仪式空间转移民众对经济困境的焦虑，塑造了“庄严仪式替代虚荣消费”的合法性叙事。

集团婚礼现场通过音乐、灯光与鲜花的布置，营造“静寂庄严”的氛围，使参与者感受到与传统婚礼不同的现代神圣性。专业摄影与新闻媒体的广泛传播，将婚礼转化为公共视觉事件，进一步强化其影响力；提前布告公开新人信息，使私人家庭成员转变为公共示范案例，婚姻被赋予了引领社会风尚的使命。然而，尽管集团结婚“无阶级限制”，但参与者多为公司职员、公务员、商人（男性）及学生、教员（女性），实际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集体表演，暴露了仪式空间的阶层局限性。传统“蓝袍黑褂”与西方“白色婚纱”搭配，宫灯与西洋乐器的并置，试图通过符号混搭消解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塑造一种“东方风味”的现代性。

作为权力渗透的工具、应对社会危机的策略和现代性认同的生产，集团结婚不仅是婚礼形式的革新，更是国民政府通过空间生产实现社会控制、意识形态传播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典型案例。

参考文献：

[1]徐珂：《清稗类钞 (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内政部拟定婚礼、丧礼草案》，《兴华》1930年第27卷，第6期。

[3]秋水：《国闻周报》，1930年第7卷，第23期。

[4]参见《沪社会局发起推行新生活结婚仪式》，《中央日报》1934年12月7日。

[5]《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申报》1934年12月9日。

[6]孙咏沂：《“新生活集团结婚”拟议的前后》，《社会半月刊》，1934年第1卷，第8期。

[7]吴一恒、陈叔英：《各地农民概况——上海附近》，《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期。

[8]《新生活集团结婚》，《申报》1935年1月28日。

[9]《上海市社会局布告字第900号》，《申报》1935年2月7日。

[10]《参加集团结婚男女社会局开始调查》，《申报》1935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