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正在呈现展览“安妮卡·易：另一种进化”，营造了一个跨越生物学、技术、哲学与艺术等不同领域的多感官世界，艺术家安妮卡·易的创作实践为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进化、创造力和共存形式的本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平行系列对话“共栖与绵延”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与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合发起，旨在发现不同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哲学领域的思考者与当代艺术创作者之间的合作与共振，就“利他机制”、“自我意识”等话题从不同角度切入交流，并探索如何在真实且连续的时间体验中形成历时性的互文机制。该系列的三场对话将邀请生物学、医学人类学以及科幻写作等领域的学者，与具有跨媒介创作经验的艺术家们展开对谈。
在“共栖与绵延”系列的首场对话中，演化生物学家张国捷教授与艺术家刘帅以科学研究与艺术实践的双重视角，从蚂蚁社会所揭示的生命网络开始，探讨多物种共生的深层关系。张国捷基于其在生物多样性基因组学与生态演化领域的研究，介绍蚂蚁如何通过复杂的社会结构、协作模式和基因适应，实现物种的演化与环境的共塑，并由此探查生命系统的动态平衡所带来的启示。刘帅则通过其艺术实践，展现蚂蚁作为个体与群体、自然与人造世界之间的媒介角色，以其艺术语言关照这一微小却至关重要的生物，以及它们所承载的生态与伦理意义。对话中，对生命、共生与感知边界的探讨将延伸至隐于生命网络之中的哲学议题。本次对话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陆俏颖老师担任嘉宾主持。下文分为讲座纪要和圆桌讨论两个部分。
讲座纪要
“共栖与绵延”首场对话活动现场，嘉宾张国捷正在发言，2025年4月20日，UCCA北京报告厅。
从“门卫”到“粮仓”
张国捷以生动的图片展示开启报告，带领观众走进蚂蚁的微观世界。不同种类的蚂蚁因其形态和功能的特化令人惊叹：平头蚁头部圆润如盾牌，专职堵住巢穴洞口抵御外敌；蜜罐蚁腹部膨大如储粮罐，悬挂在巢穴中为群体保存食物；工蚁与蚁后的分工更是鲜明——工蚁负责觅食、筑巢与防卫，蚁后则专司繁殖，寿命可达30年，远超普通昆虫。
张国捷指出，蚂蚁的发育轨迹由基因与营养共同决定。实验证明，通过调控营养物质或基因表达，工蚁可逆转为类似蚁后的个体，反之亦然。这种“命运的可塑性”揭示了蚂蚁社会分工的生物学基础：同一巢穴的受精卵因发育路径不同，形成功能迥异的个体，共同维系群体存续。
巢穴中的“超个体”
蚂蚁群体的高效运作常被比作“超个体”。张国捷以切叶蚁巢穴为例，描述其地下“宫殿”的复杂结构：巢道纵横数公里，功能分区明确，甚至设有专门处理垃圾和尸体的区域，以减少病原体传播。这种精密的“社会免疫系统”确保群体在密集环境中维持健康。
去中心化的协作机制是蚂蚁群体的核心优势。面对洪水等危机，工蚁自发分工——有的搬运卵与幼虫，有的组成“救生筏”保护蚁后，无需中央指令即可高效应对。张国捷将蚂蚁群体类比人类细胞分工：工蚁如同体细胞，虽不传递基因却支撑群体功能；蚁后与雄蚁则如生殖细胞，专责基因延续。这种分工使整个巢穴成为“生命单元”，个体代谢更替不影响整体存续。
亲缘选择与互惠博弈
工蚁的“无私”行为挑战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为何个体会牺牲繁殖机会服务群体？张国捷引入汉密尔顿（William Donald Hamilton，1936-2000）的亲属选择理论：若利他行为能提升亲属的生存概率（亲缘系数r ×受益b >成本c），基因仍可通过间接传递被保留。例如，工蚁照顾兄弟姐妹（r=0.75）的基因收益远超独自繁殖。
此外，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1943-）提出的互惠利他主义解释了非亲缘个体间的协作。通过“囚徒困境”博弈模型，重复互动中合作策略逐渐占优，蚂蚁与真菌的共生关系正是典型案例：切叶蚁培育真菌为食，真菌依赖蚂蚁扩散孢子，双方形成稳定互惠链。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如慈善行为与经济合作。
共生关系：一种自然界的合作典范
张国捷以切叶蚁-真菌共生系统为例，阐释跨物种协作的演化智慧。蚂蚁为真菌提供培养环境，真菌反哺营养，二者形成专一性依赖——离开蚂蚁的真菌无法存活，正如人类肠道菌群与宿主的共生关系。这种“一荣俱荣”的模式揭示自然界中合作与竞争的动态平衡。他进一步指出，共生关系不仅是生存策略，更是演化的“创新引擎”。例如，蚂蚁与真菌协同进化数百万年，发展出复杂农业行为；人类与肠道菌群的互惠则塑造了免疫与代谢系统功能。这些案例表明，生命网络中的协作远比孤立竞争更具适应性。
蚂蚁社会的启示
张国捷的报告不仅展现蚂蚁社会的生物学奇观，更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规律：分工提升效率、利他维系群体、共生驱动创新。这些规律跨越物种界限，为理解人类社会提供镜鉴——从组织管理到生态治理，蚂蚁的生存智慧或许正是人类应对复杂挑战的灵感源泉。或许，生命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在协作与竞争中书写演化的史诗。
“共栖与绵延”首场对话活动现场，嘉宾刘帅正在发言，2025年4月20日，UCCA北京报告厅。
地球的两端是蚁穴
艺术家刘帅以“地球的两端是蚁穴”为题，向观众分享了他的创作《红火蚁乡愁》中具有主人翁视角的蚂蚁。假借红火蚁的乡愁，刘帅在其作品中实现由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的视角转换。红火蚁作为世界百大外来入侵物种之一，自2000年左右入侵中国珠三角地区后，就成为我国生态治理的难题之一。刘帅在广东从化乐明村为期三个月的驻地创作中，亲眼看见红火蚁入侵的现状。无论是村民耕作的番薯地田垄，还是废弃矿泉水瓶，都被红火蚁改造成适合它们生存的巢穴。由此刘帅产生“红火蚁地心返乡记”的稚拙想象，为乐明村的红火蚁寻找一条回家之路：也许是一路向下穿透地心，最终抵达阿根廷。刘帅通过网络与阿根廷当地社群建立联系，当地的一首西班牙语民歌仿佛是对红火蚁真实的写照：“我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这句歌词与乐明村当地的山歌遥相呼应：谭路娘阿姨手抄山歌本中有一句“问你乜人不知年，几多河海变成路”。这两句歌词将身处异乡的红火蚁与人类离散命运联系在一起。刘帅通过一段45分钟的双屏录像来记叙这一场乡愁的消散。利用红火蚁嗜甜的天性，以乐明村的竹子为笔，以阿根廷的白糖为墨，刘帅在乐明村的土地上书写下这两句歌词。伴随着填充歌词笔画的白糖被红火蚁一点点搬走，这份乡愁在视频中逐渐显隐。
从天上来，从地下来
伴随着《红火蚁乡愁》系列继续发展，刘帅将“红火蚁乡愁”扩散向更广阔的时空纵深——“从天上来，从地下来”。由于红火蚁巢穴过于脆弱易碎难以完整采集，刘帅将蚁巢残骸结合陶土烧制，并以天然生漆浸泡，制成坚固的蚁巢陶器。当来自乐明村的蚁巢陶器与来自阿根廷北部“天国的原野”（Campo del Cielo）的陨石在同一展览空间呈现时，它们跨越地球的直径相汇一处。
刘帅希望借此唤起人们对“入侵”这一概念的重新审视，给红火蚁杜撰乡愁的故事，并不是为他们正名或洗白，而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区别于以往的视角去看待这些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错综复杂与相斥悖论。
蚂蚁战争进行时
刘帅强调，成长在和平环境中的我们在童年时对战争最早的想象，有部分来自路边蚁群之间的战斗场景。近年来，刘帅通过一定的生物技术，邀请能够分泌丝线的双齿多刺蚁参与创作，共同演绎对于战争的思考。当双齿多刺蚁叼着幼虫分泌丝线，修补一块来自乌克兰哈尔科夫防弹盾牌上的弹孔时，也许能跨越时空为远方带去一份替代性的关怀。
圆桌讨论
“共栖与绵延”首场对话活动现场，左起陆俏颖、张国捷、刘帅，2025年4月20日，UCCA北京报告厅。
生物的个体、群体与超个体
对话之初，陆俏颖提出生物个体的边界问题，以蚂蚁为例探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张国捷从生物学视角指出，个体需具备独立繁殖能力，而工蚁因失去繁殖功能，其大脑结构（如视觉系统萎缩、蘑菇体发达）特化为劳动分工。蚁后保留繁殖能力但行动受限，工蚁通过维护群体间接传递基因，形成超个体概念。刘帅则以自己与红火蚁打交道的经历为例，描述其群体力量远超个体之和，体现出集体“智慧”。
利他与共生
张国捷阐述了红火蚁应对洪水的利他行为：个体组成“蚁筏”保护群体，部分牺牲确保整体存活。刘帅提及蚂蚁与蚜虫的共生关系：蚂蚁保护蚜虫获取蜜露，但此关系有时对农业有害。张国捷补充蚂蚁通过分泌碳氢化合物识别亲缘关系（绿胡子理论），并举例蝴蝶幼虫寄生现象：幼虫模拟蚂蚁化学信号骗取照料。
陆俏颖针对视角切换提出了新的问题——蚂蚁视角与人类视角如何差异化理解生命网络？刘帅以艺术化想象描述蚂蚁的群体激昂感，蚁类巢穴带给生命的安全感，以及人类视野的局限性。张国捷从演化角度分析蚂蚁与人类应对生存挑战的异同，如切叶蚁利用共生菌控制真菌，其策略历经亿年优化，而人类抗生素使用不足百年已引发耐药性问题。
意识、他者与自我
陆俏颖提出蚂蚁是否具备意识这一问题。张国捷从生物学角度拆解意识为可观测行为，如蚂蚁互助（截肢救助）和共情（救援陷入危险的同伴），认为社会性行为可能反映意识萌芽。刘帅在艺术创作中赋予蚂蚁拟人化情感，但强调科学上需严谨判断意识存在与否；人类对生物“意识”的认知与讨论，会影响人类对待其他生命的态度和自身行为（如食素与食肉伦理）。陆俏颖追问艺术如何激发情感共鸣，刘帅主张回归朴素材质与生活联想。张国捷以实验室观察为例，强调科学需结合宏观生态与微观分子研究，避免单一视角局限。
陆俏颖最后比较科学观察与艺术共情的差异，提及珍妮·古道尔的灵长类研究兼具客观与共情。张国捷肯定古道尔超越性别角色的自然哲学视角，强调生命系统的整体性研究价值。讨论最终指向科学与艺术互补：科学提炼普遍规律，艺术唤醒个体经验，共同拓展对生命网络的理解。
对于入侵物种的观察与想象
对于入侵物种的辩证思考中，刘帅表示他对入侵物种带有一种批判性的喜爱。刘帅对于入侵物种的兴趣来源于他童年对于异乡的想象以及观察蚂蚁的经历，蚂蚁与人类活动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共性。刘帅强调，《红火蚁乡愁》并非为入侵物种正名，而是照见人类自身的身份困境。陆俏颖教授指出，对于身份认同的议题，人类一方面思考社会身份，治理入侵物种带来的生态破坏；另一方面，人类可能是全球化中最大的入侵物种，而红火蚁则是一种介于常年生活在固定生态位的生物和人类之间，在环境、空间、时间上移动能力更强的物种。张国捷教授则从入侵物种与当下局部地区生态的关系切入，他指出生物生态研究的目的并非消灭入侵物种，而是思考如何解决入侵物种与人类活动造成的破坏。在生物演化历史上，任何物种都会面临生存需求，即环境变化时必然需要做出改变。
艺术与科学的合作可能性
圆桌讨论的最后环节，对话回归到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合作。刘帅分享了他之前与科学家合作的经验；张国捷教授介绍了历史上的艺术与科学合作：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埃里克·坎德尔（Eric Richard Kandel，1929-）《追寻记忆之旅》一书中探讨1900年代维也纳对于艺术和科学的结合。陆俏颖提出同时期科学哲学的诞生，为艺术与科学的合作引入了哲学视角。艺术与科学的合作建立于一种互相尊重、理解的态度与长期交流。
本次讲座以蚂蚁与人类双重视角重新审视蚂蚁的生命网络图景，张国捷作为客观理性的观察者身份参与，以经验证据联结理论与现象；刘帅以感性的体验者身份共情，通过创作、叙事和与蚂蚁的轻声互动；陆俏颖以哲学的视野，联结科学与艺术之间情感与意识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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