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7期，略有改动，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作为富有文人气质的君王，乾隆帝在秉国之暇，习字作画外，还注重对历朝书画的收藏。为此，他在紫禁城、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盘山行宫等地建立了多处收藏之所，仅紫禁城就有养心殿、宁寿宫、乾清宫、御书房、重华宫、延春阁、淳化轩等数十处。笔者长期致力于古代女画家的研究，近年来又参与了养心殿原状课题项目，发现在所有藏地中，养心殿是收藏女画家作品最多的场所，包括元管道升5件、明文俶2件、清陈书5件。这些藏品入宫途径不同，亦有真赝之分。透过对它们的研究，可以略窥乾隆帝对女画家作品的独特审美视角。
一、女画家中的翘楚——管道升 文俶 陈书
受封建礼制的影响，女画家寥若星辰，不占画坛主流，以致书画鉴藏家汪砢玉发出“丹青之在闺秀类，多隐而弗彰”[1]的感叹。在凤毛麟角的女画家中以管道升、文俶、陈书的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管道升（1262－1319），字仲姬，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有“魏国夫人”之称。她自幼聪慧机敏，能书擅绘，笔意清绝，后凭借自身的书画造诣，以及夫君赵孟頫的推介，在画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其所绘的墨竹，甚至被抬到标杆典范的位置，如明姜绍书点评陈芹《墨竹图》扇时，赞美其“颇似管夫人法”[2]；李日华在称誉徐山人之女徐安生的竹画时，谓其“竹枝翛洒，似管仲姬”[3]；王世贞赞汝宁君之母许氏雅善绘事，称她被“吴兴人以为管夫人复出”[4]；甚至清初名家恽寿平在《临各家画》册第九开“水墨画竹”一页，自识临摹的是“管仲姬‘丛篁碧涧’”[5]，意欲借管道升之名，标榜自己竹画的正统与规范。
文俶在画坛的影响力与管氏不分伯仲。文俶(1595－1634)，字端容，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自幼在父亲文从简的教导下勤于笔墨。她通过对原明内府藏《金石昆虫果木状》的摹写，练就了笔墨造型、勾线晕色的基本功。婚后，文俶又对所居寒山中的花草进行写生，练就了精细的观察力和物象取舍的表现力。最终，她以运笔设色准确生动、花草虫蝶惟妙惟肖赢得了多方赞誉。姜绍书称她：“赋性聪颖，写花卉苞萼鲜泽；枝条荏苒，深得迎风浥露之态。溪花汀草，不可名状者，皆能缀其生趣。芳丛之侧，佐以文石，一种茜华娟秀之韵，溢于毫素，虽徐熙野逸，不是过也。”[6]钱谦益赞其：“点染写生，自出新意，画家以为本朝独绝。”[7]随着文俶声名日隆，其作品日益受到追捧，出现了“远近购者填塞”[8]的现象。同时也吸引了一批贵姬季女，如周淑祜、周淑禧等争相师事，研习笔法。
清代的陈书，影响力虽不如管道升、文俶，但是她的艺术造诣却丝毫不逊于前辈。她是女画家中唯一在山水、人物、花鸟画上皆工绘者。陈书（1660－1736），字南楼，号上元弟子，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是乾隆帝五词臣之一钱陈群[9]之母。陈书的山水画既学仿古人，如元王蒙、曹知白和明唐寅等，又积极观察自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最终成为女画家中绘制山水画数量最多、画风最多、艺术成就最大者。陈书的人物画，始终遵循“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10]的创作宗旨，注重以形写神，非常具有感染力。陈书的花鸟画以摹学陈淳的写意花卉为主，笔墨洒脱，有清新俊逸的文人画风。清张庚赞其：“善花鸟草虫，笔力老健，风神简古。”[11]秦祖永认为其花鸟画“风神遒逸，机趣天然极其雅秀”，并记：“余昔见画册十二帧，系写各种花草。用笔用墨，深得古人三昧，颇无脂粉之习。”[12]
二、乾隆帝的赏识
热衷传统书画的乾隆帝对管道升、文俶、陈书推崇备至，这从他对她们作品的御题诗上可窥一斑。如题管氏《枯木竹石图》[13]“爱他写意闺中秀，宛尔传神林下风。”赞叹管氏笔墨有闲雅飘逸的韵致。评文俶《花石写生蝴蝶花》[14]“翩翾通体冶而轻，露下风前最有情”。赞叹文氏的花蝶气韵生动。论陈书《写生图》[15]“结构总无巾帼气”。又曾夸陈书“画法精妙入神，能临仿各家”[16]总之，乾隆帝从画作风格、水平技法、题材内容等不同角度高度赞扬了三人的艺术创作。
除御题诗褒奖外，乾隆帝对管道升、文俶、陈书的赏识还体现在仿学临摹上。主要分两种方式：一是乾隆帝亲自执笔临仿；二是令宫廷画家临仿。造办处活计档记，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二月，首领桂元将乾隆帝“御笔仿管道升‘墨竹’挂轴一轴”交启祥宫匠人换裱[17]。乾隆乙未（1775），年近六十五岁的乾隆帝绘“墨兰图”册（图1-1，1-2），并在末开上题：“乙未端阳日，仿赵文俶法于池上居。”乾隆帝笔下的墨兰用笔极为飘逸洒脱，与文俶兼工带写的画风并不相符，但他仍题“仿赵文俶法”，可见在他心中似与不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仿学向文俶致敬。事后，乾隆帝对自己的这套仿作非常重视，不仅在画页上钤盖各种闲章。如“万有同春”“即事多所欣”“用笔在心”“寓意于物”“几席有余香”“意在笔先”等等，还加盖其晚年非常正式的“古希天子”和“八徵耄念之宝”玺印。同时，他还下旨将这仅四开的画页合裱成册，像他仿“管道升‘墨竹’挂轴”一样，予以长久保存。
图1-1: 清 乾隆帝《仿赵文俶墨兰图》册，故宫博物院藏
图1-2: 清 乾隆帝《仿赵文俶墨兰图》册，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表达对女画家赏识的另一种方式是谕令宫廷画家来临摹。造办处活计档记，乾隆九年（1744）九月，乾隆帝传旨“着丁观鹏仿管道升画观音像，石块海水着唐岱画”[18]。此后还谕令金廷标临摹《杂画》册。事见乾隆三十年（1765），陈书长子钱陈群向乾隆帝献其母陈书绘、其父钱纶光书题的《杂画》册。乾隆帝爱不释手，但最终还是决定将此册退还给钱陈群，理由是：“此册为钱陈群父母手泽贻留，今陈群欲登之《石渠》以永其年。朕思《石渠》所藏陈群母各种画颇多，不忍更留此。”[19]不过他在退还之前，亲自为画册每开（古木修篁、仙果珍禽、杂果、眠犬、春溪水族等）各题七言诗一首，并且“命金廷标仿写成册，录原题收入《石渠》艺林，当增此一段佳话也”[20]（图2-1，2-2，2-3）。由此达到既不夺臣子之爱又能随时观赏图册的目的。
图2-1: 清 金廷标《仿陈书杂画册·杂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2: 清 金廷标《仿陈书杂画册·仙果珍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3: 清 金廷标《仿陈书杂画册·眠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自雍正朝始，养心殿成为清历代皇帝处理政务兼居住的重要场所，乾隆帝在此生活长达63年。他为了观赏便利，将自身喜好的、书画史上重要的佳作，如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以及元代赵孟頫《荷花水鸟图》、王振朋《伯牙鼓琴图》等珍藏于此。同时他也将管道升、文俶、陈书的画作珍存于此，这不仅表明对她们画作的重视，也表明他认为管、文、陈的艺术水平完全可以与这些历代名品相提并论［表一］。
养心殿藏管道升、文俶、陈书作品概况
需要补充的是，管道升藏于养心殿的画作共5件，除被《石渠宝笈》著录的4件外，还有一幅是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的《山竹图》卷，见乾隆八年（1743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档文记："太监胡世杰传旨给无匣手卷管道升《山竹图》卷和钱选《进贡图》卷、刘松年《太公钩渭图》卷“配匣刻字，得时入养心殿头等。"[21]。奇怪的是，乾隆九年（1744年），内府开始编撰的《石渠宝笈初编》，以及后来编的续编、三编，均未将管、钱、刘的画作著录在内，目前，它们的下落不明。
三、管道升、文俶、陈书画作真赝辨
被乾隆帝赏识，贮于养心殿的管道升、文俶、陈书画作，并非全是真迹，而是真迹、赝品和疑似真迹三种情况并存。
（一）真品佳作
在养心殿所藏三人12幅作品中，确为真迹的有6件，即陈书5件和文俶1件。
陈书的画作入宫途径清晰，全部是由其子钱陈群进献给乾隆帝的。钱陈群与乾隆帝以诗文书画为纽带，结下了深厚的君臣之谊。钱陈群的书法及其诗文唱和能力颇得乾隆帝赞赏，乾隆帝曾言：“陈群深于诗学，书法亦苍老。家居以后，每岁录寄御制诗百余篇命之和。陈群既和韵并写册页以进。册必有跋，字体或兼行草，余甚爱之。”[22]钱陈群为投乾隆帝文趣所好，同时展示自家儒雅风范，一方面进献自己擅长的诗文，另一方面进献其母陈书擅长的各类题材画作。
第一件被钱陈群献入宫中的陈书作品是《历代帝王道统图》册（图3-1，3-2，3-3）图绘上自五帝下逮唐宋的贤德君主。钱陈群敬献此图册时，正任刑部侍郎一职，他当时并不知道该作是否能称旨，于是特意附上书札，阐明敬献此画的因由和忐忑之心[23]。令钱陈群没想到的是，乾隆帝对此画册颇为喜爱，不仅御笔题签“钱陈群所进伊母陈氏画”，而且签上还加盖了“乾隆御览之宝”玺印，以示重视。
图3: 清 陈书《历代帝王道统图》册（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图3-2: 清 陈书《历代帝王道统图》册（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图3-3: 清 陈书《历代帝王道统图》册（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陈书的其他画作，有的像《历代帝王道统图》册一样被钱陈群单独进献，有的则是随钱陈群诗文一同献上。如乾隆帝题陈书《幽居清夏图》成扇时，特地注明此图是随“其子陈群书《夜游山月歌》所进”[24]。又见乾隆帝题陈书《山居图画箑》言：“昔年陈群呈和诗便兼进此扇。”[25]乾隆帝题《陈书仿王蒙夏日山居图》诗中有注“陈书乃钱陈群之母，陈群呈进诗册，并进是图”[26]。乾隆帝题陈书另一幅《仿王蒙夏日山居图》时，亦有“陈群家居时，呈进和诗之便，并献是图”[27]。可见陈书作品的入宫途径简单纯粹直接，由此推测，藏于养心殿的5幅陈书画作也应通过钱陈群进献入宫，而这正是证明它们为真迹的保证。
相比于来源清晰的陈书画作，养心殿藏文俶《墨梅图》扇页（图4），则入宫来源不详。该扇页是清宫旧藏《明人便面画》（第四册）中的第16幅，材质为文俶贯用的金笺。图上没有落文俶的墨款，但是钤有“赵文俶印”等。文俶的钤印一般分三类：一类是钤自己的字号、姓名章，如“端容”“文端容”“文氏端容”“文俶”“文俶之印”以及“文”“俶”连珠印[28]；另一类是将夫家赵灵均的姓与自己姓名相结合，如“赵文俶印”等；再有一类是闲章，如“兰仪玉度”“寒山兰闺画史”“端操有踪幽闲有容”[29]等。《墨梅图》扇页钤印文当属上述第二类，钤有“赵文俶印”的画作还有故宫博物院藏《罂粟湖石图》轴、《萱石图》轴（图5）、《萱花图》扇页、《花卉图》册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蝶戏图》扇页等。在构图上，作品简略疏朗。在表现形式上，画家以粗放洒脱的用笔画粗干或疏枝，以特写的方式表现古梅树的局部。整体画风，与故宫博物院藏文俶《梅花图》成扇、《墨梅图》扇页（图6）中画梅的笔法相类，鉴于此扇页与文氏钤印习惯及画风皆相吻合，故当属真迹[30]。
图4: 明 文俶《墨梅图》扇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5: 明 文俶《萱石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图6: 明 文俶《墨梅图》扇页，故宫博物院藏
（二）赝品伪作
养心殿藏女画家的赝品，是管道升款的两件作品：《竹溪览胜图》轴和《碧琅庵图》卷。
图3: 元 管道升 （款）《竹溪览胜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竹溪览胜图》轴（图7），画幅右下角有墨款“至大二年魏国夫人赵管”，此墨迹比同幅画面的其他墨痕要深，有后添之嫌。关键是“至大二年”为1309年，当时管道升尚未被封魏国夫人。管氏被封为魏国夫人是在延祐四年（1317），见赵孟頫《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记：“延祐四年，余入翰林为承旨，加封魏国夫人。”[31]此外，从管氏最擅长的竹画上分析，图中点缀环境的数竿翠竹，竹枝和竹叶用笔软弱，叶片杂乱无章，交叠、掩映的关系不明确，如此低劣的画法无法与《赵孟頫一门三竹图》卷（图8）中管氏的画作相比。陈葆真经过研究，也认为该画“带有明中以后吴派画疏秀的作风”[32]，与管氏画风不符。
图8: 元 赵孟頫、管道升、赵雍《赵孟頫一门三竹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碧琅庵图》卷（图9），近景绘翠竹迎风，中、远景绘峰峦起伏叠嶂。画幅尾部有管道升款题“碧琅庵记”，言明此图是她为尼姑素雪所筑“碧琅庵”而绘。题：“⋯⋯素师[33]元谈霏霏，玉节落落，雅与予善偶造其庵而契之，因写‘碧琅庵图’以赠，并记，管氏道升识。”管氏款题之后素雪跋道：“感蒙魏夫人之护法并图庵中之寄兴⋯⋯。”落款“至治二年岁朝，素雪自识”。此图纰漏是，画作水平极其低下，笔墨生拙，毫无章法，此外，通观管道升的题和素雪的跋，可见她们有着深厚的情谊，但是素雪却将管氏的封号“魏国夫人”写成了“魏夫人”。素雪如此笔误，也不在情理之中。此图经过徐邦达和杨仁恺鉴定[34]，也一致认为是赝品。
图9: 元 管道升（款）《碧琅庵图》卷，吉林省博物院藏
（三）难定真赝
养心殿藏文俶《写生图》轴、管道升《丛玉图》卷、管道升与赵孟頫、赵雍《合绘图》卷均仅被《石渠宝笈》著录，目前下落不明，所以难定真赝。
文俶《写生图》轴见《石渠宝笈初编》著录：“款识云：‘丙寅季冬，天水赵氏文俶写。’下有‘文’‘俶’连印。左方下有‘宋氏穉佳书画库记’一印，轴高三尺四寸，广一尺六寸。”[35]由著录而知，该图款识仅11字，除标明创作时间、姓氏外，再无其他文字。如此简约的款题形式，其实正是文俶落款的一大特点。文俶虽然生活在文人画极盛、注重诗书画印相结合的明中晚期，同时又出身文化传承深远的文氏家族，后嫁给同样文化底蕴深厚的赵家（其公公赵宦光[36]精于治印，婆婆陆卿子擅长诗画，丈夫赵灵均工于诗文和古文字），但是文俶却从来不在画作上题写诗文，以展露其于画作之外的艺术才华。观故宫博物院藏其《萱石图》轴（图10）、《花蝶图》扇、《罂粟图》轴，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春蚕食叶图》轴等作品，皆可见该特点。
图10: 明 文俶《萱石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写生图》轴，还展现了文俶在落款上的另一大特点，即在款文中除书写自己的姓名外，还要加带上丈夫的“赵”姓和赵姓族人的郡望“天水”二字，以表达她与丈夫间的恩爱关系。如《梅花图》成扇（图11）、《萱石图》轴、《春蚕食叶图》轴（图12）、《花鸟图》轴等均是如此[37]。总之，从著录上判断此图的款题格式、内容与文俶的落款习惯是相符合的。
图11: 明 文俶《梅花图》成扇，故宫博物院藏
图12: 明 文俶《春蚕食叶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画心尺寸上分析，由《石渠宝笈初编》著录而知，《写生图》轴的尺寸是“轴高三尺四寸，广一尺六寸”，即折合约现在的纵113.33厘米，横53.33厘米。文俶画轴的尺幅一般纵不过130厘米，横不过65厘米，如故宫博物院藏两件《萱石图》轴,一件纵123.8厘米，横61.3厘米，另一件纵130厘米，横42.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春蚕食叶图》轴，纵78.5厘米，横32.7厘米。小尺幅，是文俶在绘画材料使用上的一大特色，这可能与其绘画的目的及表现的内容有关。文俶来自充裕的家庭，绘画纯属于她的闺房自娱，因此其画的内容很简单，没有繁复的远近景，或多层次空间的转换，仅是绘一花一石或者一花一蝶而已，如此简约的小品画形式不需用大尺寸的篇幅去呈现。
再从鉴藏印上分析。《写生图》轴上仅钤一枚方印，即“宋氏穉佳书画库记”，这是著名收藏家宋荦之子宋致（字穉佳）的印。宋荦生于1634年，正是文俶过世之年，二者年龄相差数十年。宋荦作为清初最成功的书画鉴藏家，其过世后，藏品分传给了其子宋至（字山言）、宋筠（字兰挥）和宋致等人，后来部分藏品“经张照、安岐等人之手而进了乾隆内府”[38]，其中就有原归宋穉佳的藏品，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王鉴《仿古图》册、丁云鹏《东山图》轴、陈格《三友图》卷、杨晋《溪山深秀图》卷等。由于文俶与宋荦、宋穉佳父子生活于同一时期，宋家又精于书画鉴赏，因此宋穉佳的鉴藏印，可视为证明《写生图》是文俶真迹的旁证。不过由于目前尚未看到原作，所以此图只能暂归真赝难定之列。
管道升《丛玉图》卷见于《石渠宝笈初编》著录[39]，据著录所记康里巙跋“渭川千亩此琅玕，可笑湘妃泪点斑”、王虑跋“谁画修篁十万竿，萧疎何异谷中看临风”及乾隆帝引首御题“珠玕蔚翠”而知，此图应是幅以表现墨竹为主题的画作，它与管氏专擅绘竹的题材特点相吻合。著录中提及该图除钤梁清标“蕉林居士”“蕉林书屋”“秋碧”“冶溪渔隐”“观其大略”及“苍岩子”藏印外，还钤有谢淞洲[41]“青笠绿蓑斋藏”“淞州”印，并录其跋：“此卷在前代实藏吾宗谢见潮所，极见珍重。盖夫人写竹，本自难得，而是图又最为精妙，宜其历世宝传。今复从故梁相金题玉躞间，归我寒士秘箧，谓其间不有缘会耶！”跋文认为此图是管氏真迹，且是其“最为精妙”之作。跋中还提及此图原为谢氏家族谢见潮所有，后归梁清标，再后为他所“秘箧”的流存经过。雍正初年，雍正帝招擅甄别者入宫考证古物，谢淞洲以精于鉴赏被征召，他在宫中除尽心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借机与皇室互赠画作，如雍正帝赏赐其宋赵士雷《湘乡小景图》卷（故宫博物院藏），他则献上自己所画山水[42]和家藏宋李迪《雪树寒禽图》轴（上海博物院藏）等。因此，管道升《丛玉图》卷很可能是经他之手献入宫中的。此图经以鉴藏古书画闻名的梁清标、谢淞洲收藏，很可能是幅真品之作。
管道升与赵孟頫、赵雍《合绘图》卷见《石渠宝笈初编》著录：“元赵孟頫、管道升、赵雍合卷（上等张一，贮养心殿），素笺本，墨画，凡三幅。第一幅赵孟頫画树石，款云：‘子昂作与淑安三娘。’下有‘赵子昂氏’一印。前有‘家藏’半印，后有‘会稽梅梁马蕴仲易’一印。幅高一尺二分，广一尺七寸四分。第二幅管道升画竹，款题云：‘暮嶂远含青，春光空带碧。细看风前枝，抛书枕萝石。仲姬。’下有‘管道升’一印，前有‘仲姬’一印，后有‘会稽梅梁马蕴仲易’一印。幅高九寸，广一尺八分。第三幅赵雍画兰竹，款署：‘仲穆。’下有‘会稽梅梁马蕴仲易’一印。幅高九寸三分，广二尺五分。”[43]从著录得知，此图只钤有“会稽梅梁马蕴仲易”鉴藏章，马氏非著名书画鉴藏家，以致该图真赝实属难断。同样，真赝难辨的还有曾被造办处档案记载的管道升《山竹图》卷，此图不仅不见原作，甚至都没有被《石渠宝笈》著录。
小结
清汤漱玉在《玉台画史》中，将女画家明确分为四大类：宫掖、名媛、姬侍、名妓。其中名媛、姬侍来自较为优渥的家境，所以，她们又被统称为“闺秀画家”（或称“闺阁画家”）。管道升、文俶为名士之妻、陈书为名臣之母，均以各自杰出的艺术才能，冠元明清“闺秀画家”之首，乾隆帝将她们的画作入藏重要的殿堂养心殿，可谓适得其所。
管道升、文俶、陈书不仅有着“闺秀画家”共同的社会身份，还通过不同的画学途径，承袭着文人画的笔墨，如管氏作为文人画家翘楚赵孟頫之妻，她通过“夫家学”，在向夫君探讨画理、切磋画艺时，得到了其夫言传身教和高水准的艺术指点。文氏作为文徵明的后裔，家族中除文徵明外，文彭、文嘉、文伯仁、文从昌、文从简、文震孟等也都是享誉盛名的画家，浓郁的“家学”氛围，使得文俶自幼就接受最正统的文人画教育。陈书与管氏、文氏相比，虽然没有任何画学背景，但她通过“延师授经”、刻苦摹学古人，始终追随着文人画风，如其花鸟画学仿文徵明弟子陈淳、山水画追摹元王蒙、曹知白等人笔意，有着深厚的文人画功底。乾隆帝作为帝王，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关注传统中国文化，对文人绘画喜爱有加，不仅数次临摹，而且大量收藏。因此，他将有文人画风的管、文、陈氏的画作珍藏于养心殿，可谓恰得其趣。
养心殿是乾隆帝处理朝政、生活起居和赏鉴名品之地，因此，在研究养心殿的书画藏品时，不仅要关注殿内“三希堂”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名作，还要关注管道升等女画家的藏品，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乾隆帝的艺术审美、文人画情怀、收藏理念以及对于真赝作品的辨识能力，从而深化对乾隆朝宫廷书画鉴藏史的研究。
本文得到故宫博物院“英才计划”和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学术故宫万科公益基金会专项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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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明）汪砢玉《珊瑚网》，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第1163页。
[2]（明）姜绍书《无声诗史》，前揭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第851页。
[3]（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一，前揭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第1111页。
[4]（清）沈辰《书画缘》，前揭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0册，第309页。
[5]（清）恽寿平《临各家画》册，见（清）张照、梁诗正等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石渠宝级续编》第6册，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3348页。
[6] 前揭姜绍书《无声诗史》，第862页。
[7]（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51页。
[8]（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383页。
[9] 钱陈群（1686－1774），字主敬，又字集斋，号香树、柘南居士、修亭等，康熙辛丑（1721）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他以处事沉稳、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及文辞机敏而颇受康、雍、乾诸帝器重，尤其深得乾隆帝的赏识。乾隆十七年（1752），他在因病返乡后的第九年，乾隆帝还恩赐他尚书衔。病故后被谥“文端”殊荣。
[10]（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前揭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第1页。
[11]（清）张庚《国朝画征录》，前揭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0册，第447页。
[12]（清）秦祖永《桐阴论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3页。
[13]《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79页。
[14]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5册，第38页。
[15]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9册，第388页。
[16]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第762页。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3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4页。
[18]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2册，第366页。
[19]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5册，第201页。
[20]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5册，第201页。
[21]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1册，第356页。
[22]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第211页。
[23] 钱陈群跋陈书《历代帝王道统图》册：“谨将臣母所画册子计十六幅，臣不揣弇陋，每幅谨制图赞一首，另潢成册，并呈御览。臣不胜战栗陨越之至⋯⋯。”
[24]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第274页。
[25]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第762页。
[26]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第632页。
[27]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9册，第615页。
[28] 如“端容”印，可见其《萱石图》轴，“文俶”印可见于《兰石图》扇页，均故宫博物院藏。
[29] 如“兰仪玉度”见于《花卉图》册，“端操有踪幽闲有容”见于《萱石图》轴，均故宫博物院藏。
[30] 另需指出的是，《石渠宝笈初编》和《故宫书画图录》将此扇页钤的“赵文俶印”著录错误，《石渠宝笈初编》将“俶”写成“淑”，《故宫书画图录》将“俶”写成“叔”。后者见《故宫书画图录》第30册，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第231页。
[31]（元）赵孟頫《赵孟頫集》，浙江古藉出版社，2012年，第293页。
[32] 陈葆真《管道升和她的竹石图》，《故宫学术季刊》1977年第11卷第4期。
[33] 对尼姑素雪的尊称。
[34] 徐邦达认为：“管道升《碧琅庵图》卷，纸、石初，养（心殿）。吉博。伪劣。”见徐邦达《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65页。杨仁恺亦认为“赝品”。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上海古藉出版社，2007年，第358页。
[35] 前揭张照、梁诗正等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石渠宝笈初编》第1册，第655页。
[36] 赵宦光(1559－1625)，初名颐光，后易为宦光，字凡夫，一字水臣，号广平，江苏太仓璜泾人。他精通文字学，工书法，运用行草笔势作小篆，创“草篆”书体，在中国书、印学上具有一定地位。
[37] 如《梅花图》成扇款署：“丁卯八月天水赵氏文俶。”《萱石图》轴款署：“天水赵氏文俶画。”《春蚕食叶图》轴款署：“庚午三月既望，天水赵氏文俶画。”《花鸟图》轴（上海博物馆藏）款署：“辛未小春天水赵氏文俶画。”
[38] 刘金库《宋荦的鉴藏活动与交游》，《荣宝斋》2017年第2期，第228页。
[39]《石渠宝笈初编》著录：“元管道升《丛玉图》一卷（上等寒一，贮养心殿），素绢本，墨画。款署：‘道升。’卷前隶书‘丛玉图’三字。又‘青笠绿蓑斋藏’‘蕉林居士’‘淞州’三印。卷后半印二，漫漶不可识。前隔水有‘蕉林书屋’一印。后隔水押缝有‘秋碧’‘青笠绿蓑斋藏’‘冶溪渔隐’三印⋯⋯卷高七寸八分，广四尺七分。卷中幅御题诗云：‘石泉清且幽，箖箊修而古。淇澳作佳邻，渭川即前溆。空际琅玕敲，月影龙蛇舞。静对忘俗缘，兴在萧疎所。恍疑小窗中，瑟瑟吟风雨。御题。’下有‘会心不远’‘乾隆宸翰’二玺。引首御书‘珠玕蔚翠’四大字，上有‘乾隆御笔’一玺。御笔题签，签上有‘乾隆宸翰’一玺。”著录还有康里巙、邵衷、沃昌、王虑、陈贽及谢淞洲题。前揭张照、梁诗正等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石渠宝笈初编》第1册，第586页。
[40] 谢淞洲（活动于17至18世纪），字沧湄，号林邨、水邨、舜峰樵等，室名青笠绿蓑斋。江苏长洲（今苏州）人。诗宗宋代西昆派，画学元代倪瓒、黄公望及宋人笔意，疏爽清润有法度。
[41] 前揭张庚《国朝画征录》，第453页。
[42] 前揭张照、梁诗正等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石渠宝笈初编》第1册，第586页。
[43]（清）钱陈群《香树斋文集》卷二六，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第7页。
李湜，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侧重于对清代宫廷绘画史、明清女性绘画史的研究，目前已出版有《李湜谈中国古代女性绘画》《世代公卿闺阁独秀—女画家陈书与钱氏家族》《紫禁丹青～清宫绘画的创作与收藏》等七部专著。在《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美术观察》《美术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有数十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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