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哈佛大学提出一系列限制措施，从削减联邦资助、干预招生政策，到将矛头直指哈佛的国际学生群体，引发了广泛关注。
我近期恰好在哈佛访学，身在局中，最初只觉荒诞与无奈，但随即想到，若仅仅将此归咎于个别人的“疯狂”或“愚蠢”，未免有些轻巧。或许，更应从现实出发，探寻严肃思考当下处境的可能。为此，我阅读了数本相关书籍，推荐给大家，借此更深入地理解特朗普此番举动背后的政治逻辑、社会语境以及美国的文化传统。
一、 文化：反智的潜流与“优绩”的重负
观察美国主流社交平台对特朗普“制裁”哈佛的评论，不难发现，除了认为此举荒唐的声音之外，亦有相当一部分人十分支持特朗普的制裁，这种声音大致分为从意识形态角度“苦哈佛久矣”，认为其是“左翼”意识形态温床，应当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多元化政策（DEI）和所谓“反美”或“反犹”等意识形态负责；从“美国优先”的角度认为国际学生挤占了美国人的上升空间；以及一些带有阴谋论色彩的指控等几个方面。
这种针对顶尖学府的“怨恨”情绪从何而来？以下两本书将从不同角度，帮助我们探寻美国社会中的反智主义传统及其表现。
《美国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 张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2月版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美国的反智主义》是有关这一传统的经典著作。这位两度普利策奖得主，系统揭示了反智传统如何在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并渗透至多个层面。本书的价值不在于罗列史实，而在于如作者开篇所言，将“反智主义”作为一面棱镜，折射出美国社会与文化中那些鲜被审视的侧面，是一部极具穿透力的文化批判作品。
霍夫斯塔特在书中开宗明义地区分了“智识”（intellect）与“智力”（intelligence）。“智力”指的是一种实用、直接、可操作的心智能力，在美国社会广受推崇；而“智识”则代表了心智中批判、创造和沉思的一面，它质疑、反思、寻求意义，并具有一种嬉戏与虔敬交织的特质。正是这种“智识”的超越性和批判性，使其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强调实用、平等和大众“常识”的文化环境中，常常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被视为精英的、不切实际的乃至具有颠覆性的。霍夫斯塔特追溯了反智主义在美国宗教（尤其是福音派和大觉醒运动对理性的排斥）、政治（如杰克逊民主时期对精英政治的颠覆和“绅士的没落”）、商业文化（对实用性的极致追求和对“白手起家”神话的崇拜）以及教育（对“生活适应”的强调和对学术严肃性的削弱）等多个领域的表现。书中列举了大量生动的案例，例如1952年大选中对史蒂文森“蛋头”（egghead，对知识分子戏谑的称呼）形象的攻击，以及政客们对专家和学术权威的嘲讽与排斥，揭示了反智主义如何成为一种反复出现的社会情绪和政治力量。
阅读《美国的反智主义》，可以发现特朗普针对哈佛的行动及随后的舆论声势，一定意义上正是美国社会中深埋的反精英、反智识的文化潜流在现代的显现。书中对民粹主义、实用主义文化以及周期性出现的对知识分子和高等教育机构的怀疑与攻击的分析也值得我们警示。在任何社会中，对“智识”本身的攻击，都可能成为消解公共理性、侵蚀批判性思维的危险信号，从而唤出不同面目的“特朗普们”，加剧日益极化的社会现实。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美】迈克尔·桑德尔/著 曾纪茂/译，中信出版社·漫游者，2021年9月版
霍夫斯塔特的《美国的反智主义》从批判的角度解剖了美国社会历史中“反智”的病理表现。但是，正如开头所说，批判哈佛的声音已汇聚成不可忽视的一股民意的潮流，如果仅停留在批判，就无法理解这种“反智”究竟为何出现，并唤起如此多的认同，也就更无法导向共识与对话的可能。
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正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另一面，他将这一锋利手术刀调转了方向，对准了“智”自身。他追问在这股“反智”的洪流背后，所谓的“精英”自身应承担何种责任，以及我们所信奉的“优绩至上”（meritocracy）的社会理想，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制造分裂与怨恨的无形枷锁。他不再简单地将矛头指向“无知的大众”，而是深刻反思了“优绩社会”自身的伦理困境及其对共同善的侵蚀。
桑德尔在书中开篇便以美国名校招生舞弊案为例，尖锐指出，当前社会对“优绩”的狂热追逐，已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更反映了我们如何定义成功与失败，以及赢家对待输家的态度。他认为，优绩主义的核心逻辑——即个人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其才能和努力，并因此“理应”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看似公平，实则隐藏着深刻的道德缺陷。天赋的分配本身就具有偶然性，并非个人“应得”。当社会过度强调个人奋斗决定命运时，成功者容易滋生“赢家的傲慢”，将一切成就归功于己，而忽视了运气、家庭背景以及社会结构等偶然因素的助力。这种傲慢，使得他们可能对那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人缺乏同情，甚至产生鄙夷。桑德尔引用迈克尔·杨的观点，指出一个完全以才能和努力分配社会地位的社会，可能比传统的贵族社会更令人难以忍受，因为它剥夺了失败者将失败归咎于制度不公的权利，只剩下对自我能力的否定和屈辱。
简单地说，在这种“优绩主义”的框架下，普通人不仅在财富、权力等现实层面“失败”，还不得不将这种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身不够努力。特朗普现象，在桑德尔看来，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输家的屈辱”和对精英傲慢的强烈反弹。哈佛大学是顶尖学府，但这些校园中的“成功者”都拥有各种各样的天赋优势，但如果不清醒意识到自己的这些特权，而仅将民众的愤怒视作无知愚昧，那么这种优绩逻辑造就的裂痕只会更大。哈佛的今天将会是越来越普遍的明天。
二、 土壤：经济的困境与失落的“过去”
观念的变迁往往与现实的土壤紧密相连。下面的两本书将目光转向那些塑造了大众情绪与政治选择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也为从更多的视角理解特朗普主义的排外情绪和“美国优先”意识形态提供了社会经济层面的参考。一本致力于澄清公众在经济议题上的普遍认知误区，另一本则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为我们展现了特定社群在时代变迁中所经历的疏离与失落。
《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美】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著 张缘、蒋宗强/译，中信出版集团/中信·商业家，2020年4月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好的经济学》，一如其名，致力于用清晰、晓畅的语言打破长期以来经济学在公众认知中的迷思。理解特朗普政府对哈佛等精英机构的政策，乃至更广泛的社会情绪，确实离不开对移民、国际贸易、贫富差距、增长困境乃至气候变化这些核心经济议题的准确把握。
这本书正是要用“好的”经济学分析，来纠正那些流传甚广却往往失之偏颇的“坏的”经济学认知。两位作者运用他们标志性的严谨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随机对照试验（RCTs），深入浅出地探讨了诸多热点议题。他们不回避争议，而是直面那些让经济学家乃至整个社会都感到棘手的分歧点。例如，书中澄清了许多关于移民冲击本地就业市场的普遍误解，认为从整体而言，移民（尤其是低技术移民）与本地就业人员更多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会促进整体的经济增长；又如，在对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时，他们既提到了“中国冲击”对于美国许多地方工业工人的影响，又从“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AA）的实施不力的角度指出了美国政府的再分配机制的问题。除了这些与特朗普现象更相关的议题，两位作者对于环境危机的影响、自动化技术对就业的影响等关系未来的议题也通过许多有趣的实验，提供了很应景的讨论。更值得赞许的是，两位作者始终关怀分配的公正、机会的均等以及人类福祉的实质性改善，他们很多讨论都基于对这一目标的追求。
《好的经济学》虽非直接剖析特朗普现象的政治学著作，却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经济与社会背景。这本书通过普及“好的”经济学思维，帮助我们辨别那些被高度简化甚至扭曲的经济叙事，从而更好地理解，为何在“艰难时世”之下，人们会更容易被那些看似能“一针见血”解决问题的简单口号所吸引。同时，这本书还十分有趣、生动，适合所有没有经济学背景的读者阅读。
《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美】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著 夏凡/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20年5月版
如果说《好的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宏观经济的理性剖析，那么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的《故土的陌生人》，则将镜头对准了微观的个体体验。她深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通过长达五年的田野调查，尝试建立“共情之桥”（empathy bridge），去理解当地白人保守派的真实生活与情感世界。她的研究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困惑：为何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环境污染严重，且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联邦支持的地区，人们反而普遍支持减税、反对政府监管，并对联邦政府抱持强烈的不信任？
霍赫希尔德捕捉到了潜藏在政治观点之下的“深层故事”（deep story）——一种关于个体在社会变迁中如何感知自身处境的情感叙事。她发现，这些受访者感觉自己像是在规矩排队，等待实现美国梦，却眼睁睁看着其他人（少数族裔、女性、移民，甚至受保护的动物）在政府和“政治正确”的“帮助”下，不断“插队”到他们前面，而自己则被困在原地，甚至节节败退。这种被超越、被忽视、被背叛的感受，让他们觉得自己仿佛成了“故土家园中的异乡人”。书中细腻地描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与心声——例如，面对工业污染带来的健康威胁与环境破坏时的无力感，面对传统价值观失落时的哀伤，以及面对主流自由派精英文化“俯视”时的愤怒——深刻揭示了这种“深层故事”如何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取向。
这部著作以其扎实的社会学田野调查，从微观角度呈现了特定人群在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中所承受的压力、身份焦虑和情感创伤。就像我们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特别是被标签化为“红脖子”的群体身上所看到的，他们对自身经济地位下滑、文化传统被边缘化以及与“精英阶层”的隔阂感的愤怒与失落，与霍赫希尔德笔下路易斯安那州居民的“深层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群体同样感受到被时代抛弃，他们的“美国梦”似乎遥不可及，而他们对主流叙事的反感与不信任，也成为特定政治力量得以动员的情感基础。那些看似“非理性”的政治选择获得广泛共鸣的答案，或许就隐藏在那些被忽视的、充满“愤怒与哀痛”的个体经验之中。
三、 回声：偏执的风格与权力的逻辑
在剖析了与特朗普现象最切近的文化观念与社会经济土壤之后，不妨将视线投向更深远的历史，探寻那些在不同时代反复显现的政治文化模式与权力运作逻辑。以下两部著作，一部聚焦于美国政治中独特的“偏执风格”，另一部则以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剖析了特定历史情境下强人政治的崛起。
《美国政治中的偏妄之风》（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 汪堂峰/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版
要理解特朗普及其引发的政治现象何以能深刻搅动美国社会，仅仅考察当下的经济与社会因素或许并不足够。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经典著作《美国政治中的偏妄之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历史透镜。尽管此书写于半个多世纪前，但其核心洞见对于理解当代政治中的某些话语特征和动员方式，依然具有惊人的现实意义。霍夫斯塔特并非在临床意义上使用“Paranoid”（偏执）一词，而是指一种长期存在于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表达方式，其特征是“激烈的夸大”（heated exaggeration）、“怀疑主义”（suspiciousness）和“阴谋幻想”（conspiratorial fantasy）。
霍夫斯塔特在书中追溯了这种“偏执风格”（paranoid style）在美国历史上的多次显现，从19世纪的反共济会、反天主教运动，到20世纪的麦卡锡主义。这些运动的共同点在于，其追随者感到珍视的生活方式和国家正受一个巨大而邪恶的阴谋的威胁，这个阴谋可能来自内部的颠覆者或外部的敌人。这种偏执风格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言论中也能发现，诸如对“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指控，即认为存在一个由非民选官员、情报人员等组成的秘密网络，在幕后操纵国家政策，对抗民选领导人；或是对主流媒体“假新闻”（fake news）的猛烈攻击，宣称其蓄意捏造事实以服务特定政治议程，例如系统性地抹黑某位政治人物；以及将政治对手描绘成对国家存续构成根本威胁的敌人，例如指责他们与外国势力勾结、意图颠覆国家。
霍夫斯塔特的分析，为审视特朗普现象中那些极具煽动性的言辞及部分民众的激烈反应，提供了珍贵的历史镜鉴。书中对历次“偏执风格”运动中核心叙事——如“我们被出卖了”“敌人就在我们中间”——的剖析，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理解当下某些政治话语的内在逻辑。这些看似非理性的愤怒、恐惧和怀疑，既有其社会经济的温床，也是一种以阴谋论为内核、以道德恐慌为手段、以制造分裂为目的的政治修辞的自我重复。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德】卡尔·马克思/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版
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对1851年路易·波拿巴在法国发动政变这一历史事件的精辟分析，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剖析复杂政治现象的典范之作。这部著作虽然聚焦于遥远的19世纪法国，但其分析方法和核心洞见，对于理解后世诸多看似“非理性”或“反常”的政治现象，包括特朗普的崛起及其执政风格，都具有很深的启发意义。马克思开篇引黑格尔的经典句子，历史事件往往“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特朗普的第二次上台，也越来越像是一场“笑剧”。
马克思的核心分析在于揭示特定历史条件下，各阶级之间复杂的利益博弈及其在政治舞台上的戏剧性表现。他鞭辟入里地分析了法国二月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分裂、小农阶级的困境与政治上的孤立，以及流氓无产者等社会力量的躁动，是如何在历史的合力下，最终为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被马克思形容为“平庸而可笑的人物”登上权力顶峰铺平了道路。“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这一核心概念由此得到深刻阐释：它指的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导致各方力量相互削弱、难分伯仲之际，国家行政权力获得了某种凌驾于社会各阶级之上的“相对自主性”。此时，一个政治强人便可能利用军队、官僚体系，并巧妙地争取特定社会阶层（如路易·波拿巴对小农阶层的争取，尽管马克思认为小农因其分散性而无法形成独立的政治代表力量，只能“被代表”）的支持，从而维系其统治。路易·波拿巴正是通过重新召唤“拿破仑观念”（Napoleonic ideas）这一强大的历史符号与民族记忆的幽灵，成功地动员了相当一部分民众。
借鉴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对特朗普现象进行更具思辨性的审视，而非简单地贴标签。例如，特朗普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也利用了特定社会群体——特别是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感到被剥夺、被传统政治精英所忽视的“铁锈地带”工人阶级——的怨恨与失落情绪。其反建制、反精英的姿态，与路易·波拿巴试图将自己塑造为超越派别、代表“沉默大多数”的形象，在策略上确有可比之处。然而，更关键的是，这种动员策略与其最终的政策实践之间可能存在张力乃至背离。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路易·波拿巴政权虽然声称代表农民利益，但其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财政需求（例如书中提到的葡萄酒税的恢复）最终却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小农经济的困境。对照之下，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大规模减税政策和对特定产业的扶持，也被广泛认为实际上服务了少数富人的利益，与其最初的动员对象之间存在类似的错位。其高举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与“拿破仑观念”一样，是否也在利用一种历史的辉煌叙事来凝聚人心，却可能掩盖了更为复杂的现实利益分配格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如何依赖“十二月十日会”——一个由社会边缘人物、失业者、流浪汉等组成的，缺乏明确阶级属性，却直接效忠于波拿巴个人的组织——来巩固其个人权力的细致分析，为理解特朗普如何可能绕开传统政党组织，通过直接诉诸特定支持者群体（例如通过社交媒体或大型集会），建立起一种非制度化但极具动员能力的个人化权力基础，也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参照。
总之，马克思的这部经典著作的确有着持久的魅力。它超越了对具体历史事件的编年叙述，提供了一套锐利的阶级分析工具，在相似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如阶级分化、政治僵局）之下，“笑剧”会一次次上演；而共产主义的幽灵也将永不消散。
结语
以上几本著作，当然无法穷尽特朗普现象以及近期哈佛事件的方方面面（如并未涉及最关键的所谓“反犹”背景），但希望可以对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及其背后的动因提供一些立体的思考角度。在信息纷繁、观点极化的当下，简单的标签化很容易，口头骂几句或是嘲弄几句也并不困难，但或许尝试从更深层次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严肃地将现实生活“问题化”，也仍然重要。风雨如晦的夜晚，让我们以阅读来度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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