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家的椅子：19世纪的科学、设计与视觉文化》，[加] 奥马尔·纳西姆著，高旭东译，中信出版社丨见识城邦，2025年4月版，380页，78.00元
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科学史教授奥马尔·纳西姆（Omar W. Nasim）的《天文学家的椅子：19世纪的科学、设计与视觉文化》（The Astronomoer’s Chair: A Visual and Cultural History，2021；高旭东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4月）是一部很独特和有趣的研究专著，一切起源于看图，以及在这过程中产生的充满好奇心的观察。
关于图像史料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我们也并不陌生。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Marina Frasca-Spada）、尼克·贾丁（Nick Jardine）主编的《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Books and the Sciences in History，2000；苏贤贵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由一批著名学者分章撰写，内容涵盖从法兰克王国卡洛林王朝的学术复兴到十九世纪中期的科学体系，科学书籍中的图像史料、插图作者的绘制与传播过程是其中的重要研究议题。书中第五章“图解自然”由剑桥大学的学者楠川幸子（Sachiko Kusukawa）撰写，她对15-17世纪之间以活字印刷出版的自然科学书籍中的插图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强调插图对于理解这一时期有关自然的科学研究与实践来说是首要的资料来源。楠川幸子在自己的专著《为自然书籍制图：16世纪人体解剖和医用植物书籍中的图像、文本和论证》（Picturing the Book of Nature: Image， Text， and Argument in Sixteenth-Century Human Anatomy and Medical Botany，2012；王彦之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中，以莱昂哈特·富克斯（Leonhart Fuchs）的《植物史论》（De historia stirpium，1542）和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的《人体的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1543）等为主要案例，仔细追踪科学家们对图像的处理方式，并对当时印刷书籍中的图像、文本与自然知识的论证和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展示出科学技术史中的一个重要侧面。
但是纳西姆这部研究专著的研究缘起和研究视角更为独特。作者在“序言”中说作为一名科学史学家，他主要研究的是绘画和摄影在天文学中起到的作用。从天文学家在操作望远镜时所使用的专用观测椅的各类示意图、宣传刊物中对这些图像的运用中，注意到了“天文学家的椅子”这个在历史上的图像资料中反复出现却未被前人深入研究的主题。他找到了十四世纪天文学家坐在各种各样仪器旁边的图像，然后发现在十九世纪以后的数百张图像资料中，这类经过特别设计的椅子显著增多，而且发现图像的激增与天文学家自身对这种椅子的使用、设计和制造的日益关注是一致的。
这是典型的从图像史料中发现值得研究的专题史的路径，切入研究的视角和问题意识很快就明确下来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说，这些图像和设计到底说明了什么。考虑到天文学家如此热衷于布置观测椅并在上面摆出姿势，我想知道他们究竟试图向观者传递何种信息，19世纪的观者是如何解读这些行为的，天文学家自己是如何理解观测椅的功能和设计的，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是天文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文化地位。我发现的这些内容既令人惊讶又引人深思。通过把这些图像嵌入厚重的文化背景.《天文学家的椅子》一书将观测椅视为一种传统主题，认为其指向远非我们看一眼就能明白的那种事物。我还会用跨学科的方法，讨论一些学界已经关注的经典话题，如性别、历史主义、劳动、种族，并将其与‘长19世纪’（long nineteenth certury）的文化史联系起来。”（序言，I）能够从看图中发现这些问题和拓展出如此重要的研究视角，这与作者作为现代西欧、美国和英国科学技术的视觉、文化和物质历史方面的专家，其研究领域是设计、艺术、科学、技术和哲学以及尤其关注十九至二十世纪早期观察科学中的科学实践和劳动紧密相关。
就这样，从那些图像中的天文学家的椅子中，作者发现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和一段有趣的历史。天文学家的椅子究竟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很自然会让读者想起生活中的椅子。在人们的日常经验中，椅子当然是最熟悉也最离不开的物件——每个人的家里都会有椅子，站久了就想坐下来，上公交车之后很多人首先就奔向空的椅子。许多餐厅、饭馆会为带小孩的客人准备一张BB椅，机场会为行动不便者提供使用的轮椅。某些特殊类别的椅子人们也大都坐过，比如理发的椅子、牙科诊室的椅子。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中，漏夜排队的队列中经常出现一张张小凳子，每张凳子可以代表一个排队的人。也有一些想象中的特殊椅子，比如小时候听讲革命先烈故事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老虎凳、电椅，想起就令人害怕。读小学的时候，学的第一句英语就知道在“椅子”（chair）坐着一个“男人”（man）是什么意思。后来读上梁山故事的时候，知道英雄们都争着坐第一把交椅。再后来发现飞机商务舱与经济舱的椅子、主席台上面和下面的椅子都大不一样，知道有些饭桌上的椅子不能随便坐过去。有过一些经历的读者就更会知道，有时候一张椅子就是一支晴雨表或风向仪，就因为上面坐的是谁；有些时候在会场中的一张空椅子或在海边的一张空椅子也能铭刻在历史之中。就像作者讲的，有些椅子蕴含的意义都远超我们的想象。比如有一把私人收藏的制作于十九世纪早期的椅子，它的神奇魅力来自据说制作它的木材取自伍尔索普庄园（Woolsthorpe Manor ）里那棵传说中的果实砸过牛顿的苹果树。可惜的是，在记忆中我还从来没有进入过天文台的观测室，更没有坐过天文观测椅——不过，今天的天文学家也早已不坐在十九世纪的那些高度复杂和精巧的观测椅上面了，他们现在坐的椅子很可能与我此刻在电脑前坐的椅子没有什么区别。
马上回到《天文学家的椅子》。这部著作告诉我们：“在19世纪许多关于天文学家的图像中，占据显眼位置的除了庞大的望远镜，往往还有各类专门设计的椅子。透过目镜注视星空的天文学家在可调节的观测椅上或坐或躺，表现出一种机械化的舒适感。借助眼前的望远镜和身后的椅子，观测者的身体与宇宙运行联系在了一起。众多图画、印刷品和照片显示，比起前人，19世纪的西方天文学家似乎尤其热衷于设计、制造并展示他们的观测椅。他们试图借此传递什么信息？同时代的观者又如何解读这些行为？科学史学家奥马尔·纳西姆发现，这些有专门用途的椅子是机械设计时代的产物，是支撑天文观测的重要技术，椅子及其图像还是建构他者和自我形象的力量。在那个天文学服务于航海、贸易、帝国扩张的时代，资产阶级喜爱的舒适椅子和坐在观测椅上的天文学家被嵌入了更宏大的时空网络，西方人在对东方和他者的想象中参与着建构西方自我的历史进程。在纳西姆的笔下，世界的联系和不平等铭刻在像座椅这样看似平凡的物件及其图像中，它们构成了一张指示性网络，从科学到艺术，从男子气概到启蒙运动，从殖民扩张到历史主义，从帝国文化到全球关系，多视角增进了我们对于19世纪的理解。”（该书简介，见勒口）
这是对该书内容比较精准的概括。由此可以说，天文学家的椅子不仅是科学史中的椅子，同时也是文化史、艺术史、社会史、家庭史中的椅子，实质上也是政治史、经济史上的椅子——最后应该说就是一部从椅子看出去的人类文化史。正如作者所说的，“《天文学家的椅子》首先是一部文化通史，它与天文学等科学中椅子的表现形式有关，尤其关注视觉（有时也包括文本）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这是一项关于视觉文化的研究。19世纪的人在面对新设计的机械椅时，有意描绘并阅读了与历史有关的资料。本书推动了关于这些史料的解释。我试着剖析在德国和法国，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传播得相当广的图像是如何应运而生的。我的任务是根据一组与现代性和帝国相关的文化符号来解释这一现代景观。”（序言，Ⅲ）“文化通史”听起来好像有点虚泛，在本书的论述中却非常具体和扎实。纳西姆从天文学家的观测椅的独特设计、技术细节和使用者的别致姿态中，翔实地阐释了观测椅是一种为天文科学观测而服务的具有特殊构造与功能的用具，从而揭示了这些被专门设计和制造出来的特殊椅子是如何与天文观测的认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与观测者的身体舒适度、姿势有关，又与知觉联系在一起。但这还仅仅是属于天文观测史研究中的一项议题，而作者的研究视角和主旨显然还更开阔和更深刻：将天文学家的椅子置于资产阶级文化的视角和特定历史以及帝国政治的框架中继续考察，天文学家对观测椅的使用方式、在上面摆出各种姿势、在各种图像中营造出来的情景氛围等等，都展示出当时人们对于特定的科学研究的理想状态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表达了在天文学家与中产阶级观众之间形成的文化共识。
因此，作者的学术目标是很明确的：“我将天文观测椅置于这种混合视角进行考察，能为更加成熟的19世纪科学、设计、文化和帝国的历史叙事与文献记录贡献一些新的内容。……我的跨学科和综合性尝试旨在为未来的科学史和设计史研究开辟并激发出新的领域和方向。……我希望能够通过椅子及其图像这种看似平凡的视角，来增进我们对于19世纪的理解。我将展示这些实物和图像是如何作为一种指示性网络（ indexical nets），帮助我们找到从康德到病人之椅，从科学探险到牙医的椅子，从历史主义到温莎的椅子，从殖民主义到扶手椅上的科学，从精能到启蒙运动，从资产阶级的餐厅到盘腿的东方人等一系列观点、范畴和臆断。这部著作揭示、列举并追踪了大量关键线索，正是这些线索将天文观测椅的意义编织成了一个现代性的文化象征。”（同上，Ⅳ-V）所谓的混合视角当时是来自跨学科的视域，这很重要但不难理解。比较困难的是如何把实物和图像看作一种“指示性网络”，实际上就像是面对一张用特殊药水书写的联络图，需要找到恰当配方的药水使之显影，从中发现和找到接着列举的这些研究对象。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计划，纳西姆自己说，“我将投身于一种学术史上的首次尝试，即专注于阐明椅子在19世纪天文学和设计学中的诸多表征的文化意义。”（8页）
图1 ，詹姆斯·巴塞尔（James Basire）创作的版画，描绘了约翰·李博士（Dr. John Lee）在哈特韦尔宫天文台（Hartwell House observatory）的中天观测室工作的场景。（图片来源： Notices of the Manor and Mansion of Hartwel，London， 1851） （8页）
图2，保罗·亨利和普罗斯普·亨利在巴黎天文台使用的专门为天体摄影而设计的望远镜。其中一个人拿着感光板，另一个人坐在观测椅上跟踪天体并操控摄影装置对准目标天体。背景还出现了该天文台的梯状观测椅。（版画作者不详，图片来源： Scientific American（April 10， 1886） （137页）
图3，悉尼天文台最重要的中天观测者、曾短暂担任该天文台台长的亨利·阿尔弗雷德·莱内汉（Henry Alfred Lenehan， 1843-1908 ）坐在他那把可调节的破旧椅子上使用子午环（transit circle ）进行观测。（摄影者不详，图片来源： Museum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s，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26页）
图1-3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的图像中经常看到的天文学家坐在观测椅上工作的情景。这些观测椅作为天文观测的专业设备，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真正出现，是由天文学家、家具商和木匠一起进行创新设计的产物，并且把它们纳入新式望远镜和天文台的建造方案之中。天文观测椅的出现与同时代的其他技术进步与发明紧密相关，而且很快被视作展现这种进步与发明的有吸引力的标本。因此，当导游带领观众参观天文台的时候，肯定会介绍那些观测椅子；在大众书刊上关于著名天文台的介绍文章中也会被详细介绍，甚至在明信片和名片上也可以发现坐在观测椅上的天文学家形象。因此作者说“我们需要敏锐地把握这些图像的多样性及其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然后开始书写涉及科学图像、科学劳动的本质，以及特定历史时期天文学家的人格等内容的图像史（iconographic history）。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图像在历史上的轨迹不断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欧洲研究主题。”（7页）
这里谈到的“图像史”（iconographic history）是一个重要概念，但是放在本书的研究语境中，更准确来讲应该说是“天文图像学”（Astronomical iconography）。这当然是我很感兴趣的议题。纳西姆在书中谈到的两位研究视觉文化和艺术史的学者对于表现坐在观测椅上的天文学家的肖像画的不同观点颇有意思。视觉文化史学家卢德米拉·约尔丹（Ludmilla Jordanova）认为这类“肖像画是在复杂过程中被冻结的那些瞬间；因此，它们揭示的是社会性的协商，而不是个体性的特征”。但是纳西姆认为：“对待今天的肖像画，历史学家和观者确实应当采取这种视角。但是，她关于‘个体性的特征’的说法并不适用于过往的时代，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当时那些科学家的图像确实有意向19世纪的观者展示些什么，特别是这些科学家的性格和他们的职业。”（16页）其实即便在今天，也不能说对肖像画只能采取“社会性的协商”而不是“个体性特征”的视角，纳西姆只是在他的研究对象语境中提出这种看法。接着他引述了艺术史学家玛丽·考林（Mary Cowling）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一时期的观者基于一些普遍的预设，特别倾向于将那些视觉类的表现形式看作‘个性’和‘类型’的符号。考林写道：‘发现这些预设到底是什么，可能有助于我们用时人的眼光来接近这些人物，并让我们再一次阅读和理解它们。’”（16-17页）这两种不同观点所涉及的是科学专业化、职业化肖像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关系问题，严格来说这的确是十九世纪科学殿堂正式建立起来之时产生的视觉文化心理问题。就十九世纪艺术史的丰富情节和质感来说，“现代”与“现代性”是其中的关键词和剧情主线，意味着对变化、独创、进取的高歌（参阅曲培醇[Petra ten-Doesschate Chu]《十九世纪欧洲艺术史》，丁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导论）因此，应该说在肖像画中的社会性与个体性都有可能同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雇主与观众语境中有不同的侧重倾向而已。
无论是实物还是图像，纳西姆都不是专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更关注两者共同建构起来的那种具有明确的观念意义和文化意义的“表征之场”（representational field），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全书的关键词。他说，“我致力于描绘由图像和实物所共享的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的表征之场。毕竟，天文观测椅不论作为一幅图像还是天文台里的一种实物，它们被感知的方式都会与特定时间里特定阶层的人们主导的惯习所塑造的一系列意义产生共鸣。换句话说，观者和使用者共享一个场景，场景本身是由一组共同的历史、资源和关系实现的。我会表明，这些带有条件和价值负载的感知与叙事同样宣告了天文观测椅的功能和设计。这部文化史将会研究潜藏在当时的表征之场的效应——一种暗中达成共识的视觉制度。”（20页）在我看来，“表征之场”可以作为在历史图像学与物质文化研究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一个重要概念，所揭示的也不仅仅是视觉制度，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建构于物质与图像纽带基础上的文化权力。结果就是出现作者所反复论述和强调的文化景观：从天文学家的观测椅上产生的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等不仅与自我、家庭、阶级、性别和国家等多种表征意义紧密相关，而且这种关系与影响还可以跨越国境、族群，与“他者”相遇、相斥，最后成为自我认识和调整的文化战略中的一部分。“在本书的结尾，读者会发现天文观测椅将被用来讨论后殖民主义、性别和科学是如何相互交叉的，从而进入一些角度更广泛且更新颖的讨论。”（27页）
回过头来看看作者自己对于本书各章内容的介绍，可以发现无处不在的“表征之场”构成了一部以天文观测椅为中心的人类文化史。其中一个或许与我们的关系较为密切的是第四章论述的主题“盘腿观测的天文学”。在此之前的章节中就讨论了椅子如何成为在景观中划分空间和民族、构成并延续等级制度与秩序的有力工具，资产阶级的“舒适感”与文化进步如何在差序化的启蒙历史主义中确立了何为文明。那么，通过收集整理十九世纪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游记中对盘腿而坐的东方人形象的反应，获得一个普遍的东方人形象以及附着在这种“民族姿势”（national posture）之上的一系列文化含义。然后进一步解读十九世纪上半叶一位法国艺术家的一幅版画作品，描绘的是一位盘腿而坐的东方天文学家。由此不但揭示了十九世纪欧洲观者心目中的东方科学和天文学的形象——非专业的、文学化的和没有进取心和“精能”的形象，而且揭示了西方人在对“他者”的傲慢看法中强化了自认为可以推动殖民、工业、经济和科学进步的那种巨大“精能”的骄傲感。这里顺带要说的是，译者对于把“energy”（能量）译作“精能”的解释是，在强调男性注意科学的语境中译作“精能”以示性别区分，凸显其作为内在精神力量的特征（序言，V，注释1）。我觉得这译法或许还可以再讨论。
最后第六章，从天文学家的观测椅转向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椅，令人感到有点意外。关于这两种椅子之间的联系，纳西姆解释说，“我在为弗洛伊德的治疗椅的图像、功能和设计提供情境化的解释时，是以本书中已概述的元素或宇宙论为基础的，这种宇宙论会将历史主义、东方主义、家具和能量联系起来。我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椅就源于这种宇宙论，并以改良的形式呈现，它是一个东方化的观测椅。它没有将丰富洋溢的精能向外导向天空（及其时间深度），而是将被压抑的能量——弗洛伊德的患者与19世纪末的特征——导向人的精神（及其时间深度）。”（47页）所谓以“宇宙论”为基础，也有点虚泛了，但是在第六章开头的具体论述中首先指向十九世纪末欧洲人的精神状况，还是比较接地气的。在他看来，两种椅子在“表征之场”的意义上是相通的，只不过发生作用的方向是相反的：“弗洛伊德的观测椅——精神分析椅——是一种东方化的仪器，它可以促进对内心的观察而不是对外部的搜寻，他通过这种观测椅进入的，是人类灵魂的历史，而不是恒星的过往。”（310页）这的确是可以让人把脑洞打得更开一些，尤其对于从未坐过天文观测椅的文科生来说，或许还能够在自己的椅子上发现投射向不同方向的新的“表征之场”。
最后，作者把全球史作为一个更宏大的研究背景与天文学家的椅子联系起来，很符合全球史研究的潮流。“融入天文观测椅之中的，正是无声又鲜有人知的相遇，它揭示了一个涵盖广阔但东西方彼此共享的全球史。与那些更成熟的全球流通物品（如茶叶、棉花、火药、橡胶、香料、烟草等）研究类似，本书已经证明，被舒适地放置在帝国权力、精密计算和利润交织的核心地带的相对静止的椅子，并非单纯受控于复杂的电路和传导装置的物品，它可以在其持久稳固的内在属性中，具体表现大量的文化迁移、转译、能量和强制要求等内容。尽管天文观测椅是被驯化的产物，但它并不一定来自别处，也并不经常离开。然而，这些实物中充满各种联系和不平等。这些实物之所以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意义，正是因为它们是在特定的背景下被孕育、被表达和被使用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表征之场’，一套由权力和历史经纬交织构成的宇宙论。”（323页）这是全书的最后一段话，没有比这更能概括这部研究对象极为微观—— 一把椅子——的专著所具有的极为开阔和深远的文化史意义。重要的是，要在其他同样微观的研究对象中也发现那些“无声又鲜有人知的相遇”，并且进而揭示其“表征之场”，这些才是真正具有开创性价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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