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的学术交流中，我体会最深的是，道义现实主义所强调的‘领导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已在欧洲引发关注。随着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再为世界提供全球性领导，国际社会正面临全球性领导缺位的局面。”6月3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阎学通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谈及他5月欧洲之行所闻所感。
阎学通认为，在逆全球化趋势下，大国竞争策略从全球化背景下追求“绝对收益”的策略，变为限制对手发展以提升自身相对优势的“相对收益”策略。国际秩序正从全球化向逆全球化转变，也使国际体系的无序性显著加剧。
2025年的现实也是如此：当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将全球贸易体系拖入混乱漩涡，“美国优先”战略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动摇美欧跨大西洋根基；俄乌第二轮直接谈判已经落幕，却未能打破僵局；印巴战火刚息，紧张关系仍在持续；加沙废墟上的危机依然未解……逆全球化不仅导致了更多经济冲突与矛盾，还催生了更多政治冲突和安全冲突。
在阎学通看来，若要使世界重回全球化轨道，简单地恢复自由主义秩序或延续当下的民粹主义路径都难以奏效，唯有建立新型国际领导体系。他透露，近期在欧洲访问期间，已经听到部分参与决策的欧洲人士提出，欧洲与中国是否能合作提供一种新型的集体领导，以推动全球化的恢复与再发展。“目前，对于中欧合作构建这种新型国际领导模式是否可行，尚无定论，但相关讨论已在进行中。”
阎学通
以下为专访实录：
中美有可能达成“更大”协议吗？
澎湃新闻：近期中美在经贸领域有暂时性缓和迹象，美方将此前对等关税中的20%暂停90天。在您看来，中美之间达成这一共识是基于何种事实和利益出发点？
阎学通：中美双方要能达成共识，主要在美方（主动）。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145%的关税后，致使中美经贸往来中断。若美国继续长期坚持所谓“对等关税”，美国零售商货架即将面临商品空缺局面。这种情况在美国引发恐慌，若商品供应不足，物价将大幅上涨。在这样的压力下，美国政府迅速同意将关税从145%降至30%，是美国主动愿意降低关税。中国一直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正是由于中国的这一政策给美方带来压力，使特朗普政府主动降低关税，最终促成了谈判成果。
澎湃新闻：中美间有可能达成“更大”的协议吗？
阎学通：即便当前美国对华关税降至30%，仍对中美经贸往来产生显著影响。由于部分中国商品因关税无法进口，美国一些生产活动面临中断风险。这使美国政府面临经济与生产上的困境，急切寻求与中国谈判。两国元首是否能在本周接下来几天实现美方所说的“通话”，我们不清楚。但是，美方表现出了极高的通话意愿，甚至有点迫不及待。这说明美国承受的压力巨大。特朗普如果对中国产品实行零关税，双方必然达成惊人的成果。
至于中美双方未来能够达成何种协议，关键在于美国对中国新增关税的削减程度。若美国能将关税从当前水平降至特朗普2017年刚上任时的水平，我认为中美有望达成一项重要协议。因此，协议的具体内容与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降低新增关税的幅度。
“学术脱钩”是美对华“科技制裁”手段之一
澎湃新闻：与此同时，科技领域的封锁与反制仍在持续。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中美在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您也一直强调，“中美竞争的核心是技术”。您认为这种经贸与科技领域不同的博弈态势，将如何塑造未来中美竞争的格局？
阎学通：美国大众的生活和生产对中国出口产品存在严重依赖。因此，美国政府无法实现与中国经济的全面脱钩。美方现在急切寻求与中国谈判，原因在于美方原本以为能够全面脱钩，但实际操作中发现难以承受后果。
在技术领域，无论面临多大压力，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在技术脱钩政策上不会轻易改变。与贸易脱钩关乎利益分配不同，技术脱钩涉及中美之间的实力竞争。从这一角度而言，特朗普政府或将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技术脱钩政策，以减缓中美科技差距缩小的速度。
当前大国竞争处于数字时代之下，竞争的核心聚焦于数字技术创新，而非意识形态。美国政府也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干预缺乏实际意义，并不能切实提升本国的科技竞争力。由此可见，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在技术创新。美国最担心的是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变化，而技术差距缩小的程度，正是影响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的核心要素。技术差距缩小幅度越大，中美综合国力差距也将随之减小。因此，我预计特朗普政府不会改变既有策略，将持续采取措施遏制中国技术进步。
澎湃新闻：就像您提到的，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在技术创新，而人才又是技术创新领域的核心载体。近期特朗普政府在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后，又决定开始吊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与中国政府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国际关系学者，您认为特朗普政府“学术脱钩”举措背后的核心意图是什么？从中美关系层面出发，这一举措与美国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对华政策，是否存在一定逻辑联系？
阎学通：美国只对中国学生实施相关政策，而未针对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核心意图还是担忧中美技术差距缩小。美方认为，中国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留学生在美国学习科技知识后回国，对中国科技发展形成助力。因此，限制中国留学生在美学成归国对中国科技的促进作用，与美国遏制中国技术发展的目标直接相关。美国政府当前对中国留学生的限制政策，核心在于防止中美科技差距缩小，这与此前遏制中国技术进步的政策具有一致性。
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贸易政策相关联。美国在贸易领域限制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就是出于技术层面的考量。而对进口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等措施，则更多是基于经济利益的权衡，这是二者的差异。
当地时间2025年5月25日，乌克兰切尔尼戈夫，被释放的乌军士兵回到乌克兰与亲人相聚。视觉中国 资料图
欧洲正为独立主导俄乌冲突做准备
澎湃新闻：我们注意到，您在5月访问了欧洲多个国家。在布鲁塞尔期间，您与中国驻欧盟大使蔡润会谈时提到“特朗普当选为中欧关系改善提供战略机遇”，结合欧盟近期在贸易、科技政策上的调整是否印证了这一判断？而“欧洲不做美国附庸”这一立场对中欧合作及欧洲安全秩序重构有何潜在影响？
阎学通：我在欧洲访问期间，与部分参与决策人士沟通时，有两点信息尤为明确：第一，很多人认为，美欧传统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或显著弱化，欧洲国家已意识到无法再完全依赖美国提供的战略安全保障，因此作出重要调整——开始走战略自主道路，在安全军事与经济技术两个层面。欧洲还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转变：二战结束后，欧洲一直防止德国“做大做强”，但如今不少欧洲国家转而希望德国强大，增强实力，以在安全领域为欧洲提供支撑和保障。这一转变的根源仍在于对美国战略依赖的弱化。
正是由于欧洲多数决策者意识到战略自主的必要性，因此也明确了必须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即便中欧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分歧之外的领域仍有拓展合作的空间。现在欧洲国家除了与中国探讨双边关系，还涉及全球性议题合作，例如双方提出要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原则。此类合作已超越双边事务范畴，具有全球性意义。综合来看，我认为未来中欧合作前景较为广阔。
澎湃新闻：当地时间6月2日，俄乌代表团在土耳其举行了第二轮直接谈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日提议举行一次有俄乌美领导人参加的峰会。您如何看待特朗普在俄乌和平进程中的真实影响力？特朗普是否会采取新的斡旋手段，还是会直接退出？
阎学通：特朗普声称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结束乌克兰危机，这不仅高估了美国能发挥的作用，也反映出美国决策者对这场冲突成因的认知偏差。美方曾认为自身能决定冲突的爆发与结束，但实际情况是，无论美国是否参与，冲突均有爆发的可能性，而（冲突的）终结也并非由美国主导。这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最终表示，乌克兰危机的结束需俄乌直接谈判——美国意识到自己在整个俄乌冲突的进程中的影响力，较其原先想象的小很多。
而欧洲国家已着手准备应对美国全面停止对乌军事援助的可能，即便美国完全撤出，欧洲仍计划将对乌克兰的支持持续下去。这侧面印证美国的参与与否对乌克兰危机的作用有限，也凸显欧洲战略自主进程已经开始——欧洲正为独立主导冲突做准备。
与此同时，特朗普本人对斡旋乌克兰局势的积极性较其刚上台时已明显下降，且这一趋势可能持续，直至完全丧失兴趣。特朗普清楚，乌克兰问题难以按其设想的方式结束，即便结束，外界也未必将功劳归于美国或其个人。在难以给美国带来任何功绩的情况下，特朗普本人保持斡旋积极性的可能性将不断降低。美国政府也意识到，持续介入难以为本届政府提升声誉或带来实际利益，这进一步导致美国对乌克兰的投入意愿减弱。
澎湃新闻：若特朗普因为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无法获利，而完全撤出，这是不是孤立主义的体现？或者，这是不是他作为商人的思维导向？
阎学通：针对特朗普的上述行为，我认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孤立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将领导类型分为王道型、霸权型、强权型和昏庸型。昏庸型领导的特点是将个人利益绝对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对特朗普来讲，结束乌克兰危机的重点不是结束冲突本身，而是他能否借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能获奖他就有积极性，反之则没有。当特朗普察觉到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的介入对解决危机作用有限时，特朗普的积极性将大打折扣。
外界常将特朗普执政后的行事风格同他商人身份挂钩，这是一种误读。包括特朗普在内，美国历史上总共有6位商人出身的总统，但前5位均与特朗普不同。特朗普追求的是超越经济的名声，想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进入美国历史书。
事实上，无论在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有两大观念误导人们理解国际关系。其一，经济决定论，认为一切行为均以金钱为出发点，任何行动背后的目的必然是追求经济利益，否认存在非经济动机；其二为阴谋论，倾向于将各类事件归因于背后的阴谋算计。事实上，国际关系的驱动因素既非单纯的阴谋逻辑，也非单一的经济利益。
逆全球化趋势下需要建立新型国际领导体系
澎湃新闻：在今年1月的世界和平论坛冬季系列活动上，您曾作出判断，“世界在逆全球化基础上将走向更多对抗”。现在2025年已经走过半程，特朗普上台已经100多天，您对上述判断是否有一些新的观察？
阎学通：在2024年世界和平论坛新闻发布会上，我曾说，预计在2025年举办世界和平论坛时，俄乌冲突仍难以结束。在2024年世界和平论坛召开之际，不少观点认为特朗普若赢得选举，乌克兰危机将迅速告终，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当时判断俄乌冲突在一年内结束缺乏现实依据。如今，距离2025年世界和平论坛召开不足一个月，俄乌冲突结束的可能性依旧微乎其微。
实际上，俄乌冲突以及加沙问题的延宕，均是逆全球化的表现。许多人提及逆全球化，仅关注经济层面，如经济脱钩、技术封锁以及贸易战等，这属于经济逆全球化范畴。然而，全球化还涵盖政治领域，即政治全球化。
当前地区冲突、战争的持续，尤其是加沙地区存在的无视人权现象，均是政治上的逆全球化。可以看到，美国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沙地区的军事支持，明显加剧了政治逆全球化的发展态势。这符合我在今年年初说的，逆全球化将引发更多矛盾。如今事实证明，逆全球化不仅导致了更多经济冲突与矛盾，还催生了更多政治冲突和安全冲突。
澎湃新闻：您2018年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曾提到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当主导国和崛起国的领导类型不同时，这种差异对重塑国际格局、国际秩序、世界中心乃至整个国际体系都可能具有决定性作用。随着近几年国际形势的变化，放在今天来看，您认为，国际秩序之“乱”在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加剧？
阎学通：国际秩序已从全球化转向逆全球化，这一秩序变动意味着国际体系的无序性显著加剧，世界局势将更趋动荡。在这一背景下，大国竞争模式也从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转变为逆全球化下的大国竞争。
在全球化阶段的大国竞争中，各国比拼的是融入国际体系的能力，通过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优势地位，实现自身发展壮大。而在逆全球化时代，大国竞争的核心在于，如何在逆全球化浪潮中提升自身实力。因此，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种环境下，大国所采取的竞争策略截然不同。
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倾向于通过融入与合作的方式竞争，力求在合作中实现更快发展、获取更多收益，从而增强自身实力。这本质上是一种追求“绝对收益”的竞争策略。而在逆全球化趋势下，大国更注重自强、自主，其竞争策略转变为通过限制对手发展，来提升自身相对优势。即便自身发展速度放缓，也要确保对手发展更为迟缓，这属于“相对收益”的竞争策略。竞争环境的改变促使大国竞争策略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并非竞争维度的变化，而是国际环境驱动下的必然调整。
澎湃新闻：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能为理解当前逆全球化的国际形势提供哪些新视角？
阎学通：如果从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来理解当下的逆全球化趋势，首先是，需构建一种新型国际领导模式，这种模式应区别于美国主导的霸权型领导。为此，道义现实主义建议建立“王道型”领导体系。近期在欧洲访问期间，我已经听到部分参与决策的欧洲人士提出，欧洲与中国是否能合作提供一种新型的集体领导，以推动全球化的恢复与再发展。
我认为，道义现实主义能提供的启示是：若要使世界重回全球化轨道，既不能简单地恢复自由主义秩序，也不能延续当下的民粹主义路径，这两种模式均难以奏效，唯有建立新型国际领导体系。目前，对于中欧合作构建这种新型国际领导模式是否可行，尚无定论，但相关讨论已在进行中。通过中欧合作提供新型国际领导，有望推动国际社会朝着积极、正向的方向发展。
如何让世界和平一点、让经济增长恢复一点？
澎湃新闻：新一届世界和平论坛即将召开，能否请您先透露一些关于本届论坛主题的信息？您不仅在5月访问了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还在4月访问了哈萨克斯坦。这一系列访问交流对您思考论坛主题与设置相关议题是否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您认为这种“行走访问”对提升论坛议题的现实针对性和国际共识构建能力有何特殊价值？
阎学通：世界和平论坛的相关工作均经秘书处集体讨论、共同制定。从我近期欧洲访问的经历来看，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各方正围绕逆全球化条件下的应对之策展开讨论，聚焦如何重建国际秩序、减少战争冲突风险，以及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本届世界和平论坛的主题将聚焦“和平”与“繁荣”。
正是因为世界不和平，世界经济亦面临全面衰退风险。国际组织预测显示，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将弱于2024年，若2026年、2027年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后果堪忧。因此，本届论坛将探讨如何让世界和平一点、让经济增长恢复一点。
在欧洲的学术交流中，我体会最深的是，道义现实主义所强调的“领导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已在欧洲引发关注。随着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再为世界提供全球性领导，国际社会正面临全球性领导缺位的局面。各方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当全球性领导缺失时，如何构建地区性领导机制——不能因全球领导缺位而导致地区治理陷入真空。目前，欧洲已开始就地区和平架构的构建，以及地区未来发展的领导力量等议题展开讨论。
同样，我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注意到，中亚国家也在讨论地区安全的问题。印巴持续四天的空战，暴露出上合组织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的能力局限性，促使地区国家开始思考是否需要重新构建中亚地区的和平机制。而构建新的安全机制，核心问题在于由谁提供领导力量去推动机制建立。
总体而言，我的直观感受是：至少在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开始重新思考地区治理需求——既需要新的领导力量，也需要建立新的安全框架。
澎湃新闻：这是否也意味着，改革已成为国家在当前世界形势下，提升自身实力的必要路径？
阎学通：任何形式的国际领导，无论是局部事务性还是全球性的，均需以国内实践为前提。只有在本国成功实践并验证理念的有效性，才具备在国际层面倡导该领导模式的基础，方能使国际社会认可并接受相关主张。当前欧洲正面临类似议题的讨论。在数字技术领域明显落后于中美两国的情况下，欧洲正探索如何构建独立的数字技术体系。这一议题被视为欧洲战略自主的关键环节。欧洲普遍认为，若不推进内部改革、建立独立的数字技术体系，欧洲将被迫在中美两大技术体系间选择依附其一，而无论依附哪一方，都不符合欧洲的战略利益。不过，欧洲能否通过内部改革实现科技自主体系的构建，仍需观察其改革进程与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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