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计算：漫长数字时代的游戏与政治》，[美]亚历山大·R.加洛韦著，李逸帆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版，286页，68.00元
亚历山大·R.加洛韦的《不可计算：漫长数字时代的游戏与政治》一书，立足技术哲学与媒介史的交叉视域，通过追溯数字技术中“可计算”与“不可计算”这对核心概念的历史，呈现出数字时代的计算逻辑及其权力结构的多维面貌。该书将“可计算”界定为一种理性化、离散化、可操控的技术逻辑，而将“不可计算”指向到数字系统之外的经验性、情动性与偶然性的维度。作者聚焦摄影术、编织术、控制论、数字生物体、游戏机制与黑箱系统等技术线索，在对技术史的梳理中逐步揭示出数字技术对世界的规训方式与其局限。不可否认，书中将复杂多样的技术进程统一纳入“不可计算”的理论框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数字技术的发展脉络与技术异质性。但是，作为一本以哲学姿态介入媒介政治与算法文化的思想著作，其重点标识出的“不可计算”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反思数字技术的支点。
不可计算（uncomputable）这一概念指的是那些超出了计算系统的掌握范围，无法通过有限算法求解的维度，它意味着技术本身所能抵达的极限，也由此成为把握数字技术全貌的思想工具。可计算与不可计算的区分，基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可计算将世界视为可算法化的系统，强调形式化与控制，其内涵通过像素、数组、网格、密码等计算基础单元来彰显。不可计算则提醒我们，世界中还存在无法被算法模型完全吸收的经验性、模糊性与偶然性，比如生命的连续性、理性悖论以及实践的限度等。正是这些不可计算的维度，提醒着我们数字技术是无法完全模拟和再现真实世界。加洛韦对不可计算的强调，既呈现出数字技术的局限，也划定了可计算维度的界限。正如书中所说：“计算机科学脚下的建基性悖论在于，这个领域的边界并非被它能做的事所定义，定义它的是它做不了的事。”（6页）也就是说，计算的成立正是因为它排除了那些无法计算的事物。算法逻辑所依赖的这一悖论，充斥在数字技术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可计算与不可计算的结合，才构成了数字技术的整体。
从摄影到编织：理解起源
通过回顾技术史，加洛韦揭示出在数字技术诞生之前，不可计算的维度就已经蕴藏在技术发展当中。关于数字技术的起源，他认为与视觉技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加洛韦一改以往将数字视觉视为摄影视觉和电影视觉的延续产物，他着意关注“雕塑或建筑等相近的领域，特别是建筑模型制作的传统”（57页）对数字视觉的影响，并认为这才是数字技术得以发端的源头。可以说，正是经由建筑模型的启发，数字视觉实现了由照相技术的单一视点、平面取象向整合视点、空间模拟的维度跨越，亦即摄影雕塑化。雕塑和建筑制作所凭借的不依赖单一视点、不以时间连续性为核心的空间逻辑，为数字技术提供了本质的逻辑基础：即通过空间离散化、视点总和与模型建构，数字技术将世界转化为可操控、可计算的信息结构。然而，在摄影的雕塑化过程中，视点的整合不仅需要模型化的空间逻辑，而且更需要人作为主体的参与。实际上，即使通过多维的模型构建，我们仍然无法完全预见和抽象出世界的复杂性和偶然性。这一点，正是数字技术从起源阶段便被烙上“不可计算性”的原因所在。
摄影为我们揭开了理解数字技术的开端。为了进一步理解数字技术从单面到多维转化背后的机制，加洛韦引入了编织的故事。读者很可能会问：数字技术何以会与编织产生联系？加洛韦已然料知到这个疑惑，他以西方的经典神话为我们阐释编织术的算法内涵。《阿伽门农》中的凯旋之链与毁灭之网，《奥德赛》中潘奈洛佩的日织夜拆策略，这两个神话有一个共通的元素：反复与循环。这一编织的隐喻不仅象征着时间与命运的无尽轮回，也暗示算法的迭代过程与控制系统的循环性。加洛韦指出，编织术自古以来便是一种算法艺术，其编织图案的编码、逻辑结构和重复性机制早已包含了信息处理的初步形态。埃达·K.迪茨的代数织图实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她将多项式表达式转化为二维空间中交错迭换的织纹结构，织纹图案可以直接显现出数字的结构与逻辑。因此，加洛韦写道：“算法的本质：一部分按被编码的模式（来自织机），而另一部分是动力学的运动（来自蒸汽引擎）。”（90页）织机和引擎构成了编织术得以成立的充分条件，蕴藏着可计算与不可计算在算法文化中的相互作用。
编织术的织机程序，构成了技术中的可计算维度；而织机动力的蒸汽引擎则是技术中的不可计算维度，当我们拿到一片织物，吸引我们的往往是交织出的图案、纹理构成的样式，很少会有人关注到这片织物的来源，也就是那作为织机的动力源的蒸汽引擎。同理，当我们沉浸在数字技术带来的便捷生活中，也很少有人会关注数字技术的动力源。没有人会去追问蒸汽引擎让织机编织出美妙花纹的原理，自然也不会有人追问算法依靠何种载体而生成数字世界。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所忽略的动力，从织机的蒸汽引擎，到工业时代的隐性劳动，再到计算机背后的数字操控，这些看似分散的物质载体和人类实践共同展现出被历史压平、却从未断裂的不可计算的维度。
离散的数码
如果说摄影和编织都是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的技术，它们所呈现出的“不可计算性”仅仅是隐藏在技术原理背后的本质，那么二十世纪出现的数码——数字技术，则将“不可计算性”更加明确化。加洛韦以冯·诺依曼团队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开展的电子计算机计划为起点，通过回顾信号被编码成为像素、字母与图像的技术过程，他总结出数字技术的核心理论——控制论。控制论以“反馈”机制作为系统稳定运行的核心，以信息的可量化与可控性为前提，人与机器被并置为平等的“行动者”，其底层逻辑可以归结为“固定、离散框架的创造”（135页），即是说每一个输入都通往一个输出，每一个节点都必须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信息不再是表达意义的符号，而是系统运行中的变量。在控制论的离散思想支配下，数字技术获得了长久发展，并衍生出多样的数码媒介载体，进而获得了一种重组世界的媒介逻辑。1922年理查德森建构了一个“晶格”（lattice）模型，这一模型通过分割空间并模拟大气运动，强调节点间的运算关系，成为数字网络的原型。由此，晶体网络作为一种数码媒介，成为控制论得以落实的物质载体。
然而，理查德森意识到“晶体网格建基于真实世界，但也存在于抽象的几何空间”（139页），也就是说晶体网格本身就彰显着现实与抽象之间的张力，这正是数字技术的核心矛盾：虽然数字模型基于现实世界，但它们的离散化与抽象化过程使得某些复杂性和偶然性无法完全模拟或捕捉。换句话说，晶格模型虽然在抽象空间中建立了规则，但这些规则无法全面囊括现实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离散化思想使得世界可以被划分为可控制、可计算的最小单位，但这也意味着，某些无法精确量化的经验、复杂的非线性现象以及自然界中的本质性存在，仍然无法完全通过数字化模型来再现或预测。
我们以时间为例，时间在物理和哲学上有着真实存在的维度，但在数字技术中，时间被转化为离散的单位，计算机通过对每一秒进行采样和处理来模拟时间。然而，将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切割成有限的、可计算的部分，这种离散化的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冻结”了时间，或者说它仅仅能够捕捉时间在某些特定点上的表现，而无法还原时间的完整流动，所有关于时间的模拟和计算都会存在某种误差和近似，这种误差根本无法消除。时间如此，空间、直觉亦是如此，离散化的模拟本质上是一种近似，是对整全的模拟，但它绝不是整全，这就是数字技术的不可计算维度。在离散逻辑与社会控制复杂交互的背景下，具有模糊性、开放性、抵抗性维度的“不可计算”便显现出其理论与政治的价值，它成为复杂性思考的起点。
技术进步，有何“不可”？
伴随着数字技术日益成熟，以数码模拟生命与社会成为发挥算力的主场，在这一过程中，算法在不断更新迭代中进行自我超越，人们越来越沉浸在技术进步带来的享受中，似乎不可计算的维度已经被技术飞速进步带来的幻象所掩盖。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加洛韦带我们回顾了技术史上的数字生物体与数字游戏的兴起。早在1950年代初，尼尔斯·奥尔·巴里切利便开始利用冯·诺依曼电子计算机模拟生物体的进化过程，他将基因数字化并赋予其繁殖、突变和适应等特征，从而创造出了数字生物体，成为人工生命的开端。尽管这些生物体是以数码形式存在，它们的行为却呈现出自然界的生物才具备的变异和演化特征。巴里切利模仿自然界所建造的生态系统的实验，是数字技术在生物界的典型应用。然而，巴里切利很快意识到实验中存在两个极端：要么产生单一物种的支配，导致系统缺乏多样性；要么过度混乱，导致系统停滞不前。对自然系统的复杂性模拟，无疑需要打破传统的因果关系模型，建立出一套非线性的逻辑。为此，巴里切利从“强度与生存”这一哲学思想中获取到了灵感。加洛韦指出，“巴里切利也同样想要促成强度与生存的联盟。他的共生有机体若想要长久存续，便需要达到合适的‘强度’。它们既需要自身拥有一定的异质性，也需要是‘无特别分工的’，这样它们便可以在与其他有机体发生基因碰撞时实现质变”（177页）。这种“强度与生存”的平衡，恰恰成为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系统对“不可计算”的随机性和复杂性的应对策略。
除了数字生物体的开发，数字技术也开始进行社会模拟，其中游戏的研发是一个典型的突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运动、石油危机以及极端主义和暴力的兴起，深刻影响了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在这一背景下，居伊·德波在1970年代设计出了一款名为《战争游戏》的数字游戏，他将法律元素、几何元素与传统棋类策略结合，构建起一个模拟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系统。这样一款游戏具有深刻的政治寓意，它预示着数字社会的兴起和现代战争的新形式。《战争游戏》独特之处还在于其战略设计中融入了当时先进的算法优化理念。“在算法美学中，优化的概念尤为重要。任何基于规则的系统都会存在一个最优状态，那时系统中的结构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优化系统便是要增加效率、消除冗余、撬动优势。”（223页）优化理念在这款游戏中具体体现为基于特定规则的最优阵型，尤其是晶体结构阵型，比如格状、X阵型、十字阵型等，便被视为游戏中最具优势的结构。玩家通过这些阵型可以最大化地利用游戏规则，提高战斗效率。然而，尽管德波熟练掌握这些优化规则，他在实际操作中仍旧出现多次失误。这些失误并非单纯的规则违规，而是源自系统性故障，这说明即使经过优化的算法，它与实际操作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在复杂、动态的实战环境中，算法的优化并不能够应对所有变量和突发情况。尽管优化系统能够提供理论上的最优解，但在现实中，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使得系统无法完全控制，而这正是数字技术根深蒂固的“不可计算”维度。
由此可以看到，无论是巴里切利模拟复杂生物进化的实验，还是居伊·德波模拟现实的游戏实验，他们都揭示出并行因果关系在生物进化和社会系统中的重要性，数字生物体的模拟不单单是线性因果的叠加，社会系统的发展也无法仅通过特定规则加以设定。尽管在实验中，人们不断寻求让复杂系统变成可计算公式的“最优解”，诚然，这种技术优化确实提高了效率，但在实际应用中，依然存在无法完全控制和预测的变量。所以，技术再不断进步，也仍有其“不可计算”的维度。然而，这一点在当下已经衍生出了新的变化。
黑箱控制：触摸本质
自数字技术出现以来，控制论的计算思维逐渐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这一点在数字生物模拟和游戏社会实验中尤为明显。当时，控制主体——人类，仍然占据着显著地位。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控制主体人类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数码自身的主体性悄然崛起，尤其体现在“黑箱”概念的演变中。
最初，“黑箱”作为军事技术设备而出现，可以用于保护和隐蔽关键的技术信息。随着控制论的兴起，这一概念也产生了新变，衍生出了“密码黑箱”和“功能黑箱”的两个概念。“密码黑箱”概念是将黑箱当作密码，揭示了技术设施内在的不可计算维度，其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功能黑箱”概念是将黑箱视为执行功能的工具，它不再仅仅是加密信息的设备，而是理解复杂系统运作的关键。正如加洛韦所言，“问题并不在于解码黑箱、驱散其中的谜题，而是要给黑箱编好程序，赋予它以功能”（246页）。现代计算机和协议界面都是典型的“功能黑箱”，它们通过控制和处理输入输出而将复杂的内部操作隐藏起来。这意味着黑箱不再是需要破解的谜题，而是一个执行输入输出的系统，其内部机制的不可见性成为其核心特征。这种不透明性和功能性使得这些技术设备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构建了一个以“功能性”而非“真理”或“本质”为核心的生产和操作模式，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行为方式。
加洛韦进一步指出分布式网络系统作为“功能黑箱”的新型载体，展现了数字技术在当代社会中从解放工具向控制机制的转变。分布式网络系统原本试图以去中心化的结构来抵抗集中式权力，网结节点间强调多源性和局部自主。然而，在实际演化过程中，这种结构逐渐被纳入技术治理的体系之中，成为新权力的基础设施。分布式不再意味着自由，而成为更广域、低摩擦、高密度的控制分布。加洛韦指出分布式网络系统虽然表面上实现了信息交互的开放性，但实则隐蔽了其背后的复杂运作。这种隐蔽运作使得系统的计算过程变得不透明，用户只与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交互，却无法直接感知或质疑计算的内部判断和决策。
从技术实践层面来看，“黑箱”是一种编程技术上的封闭容器，若是究其根本，黑箱无疑成为一种新型的控制范式：它允许行为的输入输出被全面捕捉，却使得计算的内部过程对使用者不可感知、不可逆推，从而制造出一种参与式假象，将控制的权力深藏其中，无法被挑战或反驳。但是人类并不愿意陷入被迫当中，于是在时下就兴起了对黑箱控制的一种反抗形式——“没有诉求”的运动。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不再通过提出具体的政策主张或组织集体谈判来博弈权力，而是通过拒绝可被规训的主张来实现自身的诉求。他们所拒绝的对象不仅指向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权力，也拒斥了算法所设定的行为轨道。但也必须指明，这种反抗本身就蕴含着悖论：当人们消解政治能动性和明确的目标时，主体越是消极、无形，反而容易被数字化、同质化，重新被嵌入黑箱控制的逻辑中。
由此，“不可计算”展现出其双重属性：一方面拥有着逃逸编码与分类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存在一些复杂性、随机性、或者模糊性，是无法通过数字模型完全加以规制的维度。这种“不可计算”赋予了现实世界一些不受控制的、难以归类的空间，使得人类可以从技术控制中逃逸，从而保留异质性和复杂性。但另一方面，“不可计算”本身可以通过转换为“黑箱”成为持续压制异质性的技术性存在。通过将原本复杂、不可预测的现象隐藏在系统背后，只暴露出输入与输出的接口，让外部观察者无法直接接触或理解内部如何工作。换句话说，数字技术通过黑箱控制，直接消除了对不可计算维度的了解，由此这一维度变成了不可知。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便无法打破系统的框架，从而避免了复杂、异质部分对系统框架的干扰。可以说，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不可计算在技术层面的本质。控制论发展到黑箱控制的阶段，已然无解。
结语
至此，可以发现，加洛韦的《不可计算：漫长数字时代的游戏与政治》并非系统还原数字技术的发展史，而是通过不断标识数字技术中常被人所忽略的不可计算维度，试图揭开数字时代的技术重塑社会权力结构的底层逻辑。本书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将诸如摄影史、编织史、游戏、黑箱技术等等一些看似无关的技术领域，串联成一条可供捕捉的数字化线索。刚开始接触这本书时，读者可能会对这条不可计算的技术脉络感到迷茫，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便会发现书中的这些技术概念背后隐藏着加洛韦对技术本质极为深刻的思考，读至最后，甚至能感受到从黑箱中浸出的阵阵寒意，那是一种技术控制的无情和冰冷，触摸到本质的那一刻，不禁毛骨悚然。作者真切地希望此书的读者们能够“从这场游戏中完全抽身而出，去追寻那些科学技术一直以来搪塞的问题，因为它们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与工业任务”（277页），这或许是加洛韦在思考数字技术之后带给我们最后的忠告。加洛韦从经验事实中推演出漫长数字时代中“可计算”与“不可计算”之间不断变化的边界，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变迁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并为思考未来可能的技术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也必须指出，“不可计算”固然是数字技术的重要维度，然而如何面对数字时代超乎想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是《不可计算》所悬置的问题，也是数字时代的我们所要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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