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致命的策略》成书于1983年,是法国后现代思想大师、《消费社会》作者让·波德里亚晚期的核心著作。“致命的策略”是波德里亚站在客体立场上提出的批判理论。我们可以结合波德里亚思想的整体语境和学术脉络来加以理解。在主体主义哲学的语境下,主体的意识就是世界的边界,这一认知往往令人类妄自尊大,推崇主体而贬抑客体,从而导致以现代性危机为代表的种种负面效应。为摆脱唯我论的迷思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笛卡尔以降的哲学家曾采取多种立场进行分析和批判,但波德里亚认为它们都无从根治主体主义的痼疾,同时他也发现,在所有立场当中,唯有客体的立场尚未被采用过。因而在该书中,波德里亚义无反顾地采取了客体的立场,遵循了客体的逻辑。本文摘自该书《迷狂与惰性》一章,澎湃新闻经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事物已经找到了一种摆脱让其开始感到厌倦的意义辩证法的方法:无限增殖,深挖潜力,在上升中超越自身的界限,这样一种淫秽,成了事物固有的结局和无谓的缘由。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假设,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另一种非理性,也获得了胜利。非理性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胜利者,这正是恶的原则。
世界不是辩证的——它发誓要走极端,不再寻求平衡;发誓要进行根本性对抗,不再寻求统一或综合。这也是恶的原则。这一原则还表现在客体的“恶灵”、纯客体的迷狂形式和战胜主体的策略中。
我们会发现使秘密性质激进化的微妙形式,我们将用淫秽自身的武器与淫秽作战。我们将用比假更假来反对比真更真。我们不会用美反对丑,而是寻求比丑更丑:怪异。我们不会用可见反对隐蔽,而是寻求比隐蔽更加隐蔽:秘密。
我们不会寻求改变,不会用固定反对移动;我们寻求比移动更具移动性:变形……我们不会区分真与假,而是寻求比假更假:幻觉和表象……
如果上升到极限,我们也许应该从根本上反对淫秽和诱惑,但也许它们的影响是累积性的。
我们要寻求比交流更快的东西:挑战、决斗。沟通太慢了;它是一种缓慢的效果,通过接触和说话起作用。看要快得多;它是媒体化的中介,一种最迅速的中介。一切都必须立即产生影响。我们从不交流。在交流的往复中,看、眼神和诱惑的瞬间性已然丧失。
但是,面对网络和线路的加速,我们也要寻找慢——不是那种怀旧式的心理上的慢,而是那种无法消解的不变性,那种比慢更慢:惰性和沉默,任何努力都无法消解的惰性,任何对话都无法去除的沉默。这里也存在秘密。
就像模式比真更真(作为事物存在的重要特征之精髓),并因此获得了对真的眩晕感,时尚拥有比美更美的惊艳特质:迷人。它所焕发出的诱惑独立于所有的价值判断。它以无条件变形的迷狂形式超越了审美形式。
审美形式总是暗含美与丑之间的道德区分,而迷狂是一种非道德的形式。如果时尚有秘密的话,那么,除了它自己特有的艺术和趣味的快乐之外,就是这种非道德,这种朝生暮死的模式霸权,这种摒除所有脆弱和饱满的感伤的激情,这种抛弃所有欲望(除非那正是欲望之所欲)的任意变形、显现和调制。
如果那就是欲望,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对其加以想象,在服饰之外的所有领域对其加以想象,欲望也更适于转向非道德的形式,同样也会受到这种潜在地否定所有价值判断的等值的影响。欲望更加束缚于迷狂的命运,即把事物从它们的“主观”性中剥离出来,使特性倍增、定义强化成为它们仅有的诱因,从而也使它们远离“客观的”因果性、屈从于释放效果的唯一力量。
达到力量峰值的每一种特性,无不卷入倍增的螺旋——比纯更纯,比美更美,比真更真——肯定会有一种眩晕的效果,独立于它自身的任何内容和性质。这一效果趋向于成为我们今天唯一的激情。凝聚的激情、升华的激情、力量强化的激情、迷狂的激情——这一切的质的激情,假如不再与对立面相关(真与假,美与丑,实与虚),将成为最高级别的、毋庸置疑的顶点,仿佛它已经吸纳了所有对立面的能量。想象一下美的事物,它完全吸纳了所有丑的能量:那就是时尚……想象一下真完全吸纳了所有假的能量:那就是你所拥有的拟真。
诱惑本身是眩晕,因为它的获取不是来自单一的吸引效果,而是来自一种加倍的吸引挑战,或一种本质的致命性。“我不美;我更丑。”玛丽·多瓦尔说。
我们放弃鲜活而进入模式。我们放弃鲜活而进入时尚、拟真。或许,罗杰·凯洛伊斯的说法是恰当的,我们的整个文化正处于从竞争和表达的游戏滑向偶然和眩晕的游戏的过程中。这一目标的非确定性把我们完全推向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质的过度增殖,也由此推向了迷狂的形式。迷狂是任何身体特有的性质,它不停地旋转,直到失去所有的感觉,然后以纯粹而空无的形式闪耀。时尚是美丽的迷狂:一种围绕自身旋转的纯粹而空无的审美形式。拟真是真实的迷狂:只要看看电视,真实的事件以一种完美的迷狂的关系相互接续,即以一种眩晕、程式化、非真和反复出现的方式,在无意义和不间断中建立联系。在迷狂中:这是广告的对象,就像它是广告营销中的消费者一样——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停旋转,失效于纯粹而空无的商标品牌的形式。
但我们必须走得更远:反教育——即纯粹而空无——是教育的迷狂的形式。反剧场是剧场的迷狂的形式:不再有舞台和布景,不再有内容,剧场就在街道,无须演员,剧场就是一切,这甚至与我们通常所过的缺乏幻觉的生活混淆在一起。如果剧场乐于撤出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我们的工作场所,那么,哪里还有幻觉的力量呢?
然而,这确实是艺术在今天寻求超越自我、否定自我的方式和路径,它越是探寻以这种方式实现自我,就越发超真实,就越发在超越自我中趋向它的空无的本质。这里也有眩晕,有眩晕,有戏中戏,有惊愕。与杜尚在艺廊里出人意料地展示瓶架相比,没有什么还能算得上令人惊愕的创造行为,这一行为使其在纯粹而空无的形式里光彩夺目。与此同时,普通物品的迷狂把画家的行为推向迷狂的形式——没有对象,自我旋转,某种意义上业已消失,却极尽可能地给我们留下确信无疑的魅力。今天,艺术不再创造,只剩下这一消失的魔法。
想象一种美妙的光芒万丈的恶的万能之力:这就是上帝,一个堕落的神创造了一个胆大妄为的世界,并呼唤它毁灭自己。
令我们感到好奇的还有,这种对社会的超越,比社会更加社会化的侵入——大众;这是一个吸纳了所有的反社会、惰性、抵制和沉默的逆转能量的社会。在这里,社会逻辑达到了它的临界点——它逆转了自身的结局,达到它的惰性和消失之点,同时,趋向于迷狂。大众是社会的迷狂,是一种社会的迷狂的形式,是社会反映其全部内在性的一面镜子。
真实并非以想象来消解自我;它消解自我借助的是比实更实,即超真实;借助的是比真更真,即拟真。
在场不是在空无面前消解自我,而是借助在场的倍增,清除在场和缺场之间的对立。
空无也不是在充盈面前消解自我,而是借助满溢与饱和——比满更满。这是肥胖中身体的反应、淫秽中性的反应:虚空的消除。
运动并非消失于静止,就像它并非消失于速度和加速度一样——比运动更易动,即把它推到极限而剥夺其意义。
性并未在升华、压抑和道德中衰减,而是更加确定无疑地进入比性更多的性:色情,一种与超真实相呼应的超性。
更为普遍的是,可见之物并未在含混和沉默中终结——相反,它们消失于比可见更加可见:淫秽。
有关事物的这种前中心性、这种堕入臃赘的倾向,一个例子是偶然、不确定和相对性侵入了我们的系统。这种对事物的新状态的反应,已经不再是一种对旧价值的逆来顺受的抛弃,而毋宁是一种疯狂的过度决定,是参照、功能、结局和因果关系的诸价值的恶化。也许,自然确实厌恶真空,为了驱逐虚空,冗余、臃赘、饱和的系统出现在这里——多余之物总是在空空如也之处安顿自身。
决定性并非消失于非决定性偏好,而是消失于超决定性偏好——虚空中决定性的过剩。
结局并非让位于偶然,而是让位于超结局和超功能:比功能更加功能化,比结局更加结局化——过速进化。
通过把偶然引入反常的非确定性,我们已经面临因果关系和结局的毫无节制。过速进化不是若干动物物种的进化事故,而是对某种生长的不确定性结局的挑战。在事物日渐受制于偶然性的系统之内,结局变成了某种谵妄,而那些只知道如何超越自身目的的元素发展起来——直到它们完成对整个系统的侵入。
这适用于癌细胞的活动(单一方向上的超生命力),适用于客体和主体的超专门化,适用于最细枝末节的运作以及最微不足道的符号的超意义:我们日常生活的主旨,这也是所有臃肿和癌症系统的秘密溃疡——交流、信息、生产、毁灭——这一切都已经长久地逾越了其功能的界限,逾越了其使用价值的界限,从而进入结局的幽灵般恶化。
一种与结局相反的歇斯底里,即因果关系的歇斯底里,因应于起源和动机的同时消解:对起源、责任和参照的痴心求索——试图将现象归结于最微不足道的原因。但也正是这种起源和遗传学的复合体,在不同程度上激发了精神分析的轮回(所有心理在幼儿期都获得了具体化,所有迹象都成了症候)、生物遗传学(分子的致命能量使所有可能性达到饱和)、历史研究的膨胀,以及解释一切、寻因一切、注明一切的狂热。所有这些都成为奇妙的累赘——所有的参照彼此依赖,互为代价。异常生长的解释系统与其对象之间无甚关联。这一切都来自轻率的前行,来自客观的因果关系的大出血。
惰性现象的加速,冷冻形式的增殖,还有被凝固在赘物中的生长。这就是过速进化的形式,远超它自身的目的:甲壳类动物远离大海(终结了什么秘密?),并且永无返回之日。复活节岛上,不断生长的雕像的巨人症。
触角、隆起、冗余、过速:这就是饱和的世界里惰性的命运。以超结局否定自身的目的——这不也是癌症的过程吗?生长在冗余中的复仇。速度在惰性中的复仇和控诉。在这一巨大的惯性过程中,累积被加速度一扫而光。累积是这一多余的过程,它把所有增长投向厄运。它是一条被骇人的终局性弄短路的线路。
埃克森石油公司:美国政府要求该跨国公司发布一份有关它在全世界所有活动的报告。结果是每份报告一千页,共十二册,要读完这些报告将以年计,更不用说分析它们了。如此一来,谈何信息?
我们必须让信息节食吗?我们必须为肥胖和肥胖系统减脂,并且创建非信息的专门诊所吗?
战略性武器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过剩,恰恰与世界上人口的泛滥相一致。尽管看似吊诡,但这二者之间种类相同,并遵从同样的赘生和惰性的逻辑。这是反常的胜利:没有法律准则或尺度能够约束其中的任何一方——它们彼此反射。最糟糕的是,这里不涉及普罗米修斯的挑战,没有过度的激情或自傲。它似乎仅表明物种已经穿过了某种特殊的神秘之点,不可能再后退、减缓或终止。
一种痛苦的思想:超过某一时间点,历史已经不再真实。不知不觉中,整个人类似乎突然把真实抛诸脑后。从此,所发生的一切都将不再真实,但是我们未能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我们的任务和职责就是要揭示这一点,而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将不得不在当下的困境中坚持下去。——卡内蒂
死亡之点:死亡的中心,每一个系统都由此穿过这一可逆、矛盾和怀疑的微妙界限,使生命进入无矛盾,进入自我崇高的沉思,进入迷狂……
这里开启了系统的玄学。这一超常规的逻辑,这一提升不经意间也提供了某种优势,即使它总是假想缓慢运动中的灾变形式,一如毁灭性的战略武器系统。在克服毁灭性力量这一点上,战争的场景已经过时。在潜在的灭绝和它的目标之间,不会再有任何有效的相互关联,因而,使用战争变得毫无意义。这一系统阻止了自身,这是阻止的自相矛盾的有益方面;不再有任何的战争空间。因此,我们应该对核武器的升级和军备竞赛的持续抱有希望,以此作为我们为纯战争付出的代价,即,为战争的纯粹而空无的形式——超真实和永久延宕的形式——付出的代价,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可以自我庆祝这一事件的缺场了。战争,就像真实一样,永远不会再发生,当然,除非核武器成功降低功能,并且设法为战争划定新的空间。如果军事力量再次找到上演战争的剧场,找到有限定的空间——总之,一个人类的空间——用于战争,以降低疯狂的程度而毕其功于一役为代价,那么,武器将再次找回它自身的使用价值——以及它的交换价值:它将再次有可能与战争相交换。在既有的轨道和迷狂的形式中,战争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交换,这一轨道性保护了我们。
卡内蒂想要把握这一盲点,除此之外,“事情已经不再真实”,历史已经不再存在,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倘若无法实现,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当下的困境中坚持下去吗?
甚至,假如我们能够确定这一点,我们意欲何为?历史应借由何种奇迹再次成为真实?我们又应借由何种奇迹及时返回以阻止它的消失呢?由于这一点亦是线性时间的终结之点,如果从现在起时间不再存在,如果我们身后的过去已经悉数消失,那么所有的“时光倒流”的科幻奇迹都将毫无用处。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预防措施来避免这一历史的崩溃,这一昏死、这一真实的赋值?我们犯过什么错误吗?人类犯过什么错误、触碰过什么秘密、做出过什么致命的鲁莽行为吗?对这一切充满好奇是毫无用处的,就像你问自己一个女人弃你而去的隐秘原因一样:无论如何,一切都不可能改变。这类事件的可怕之处在于,一旦超出某一点,一切驱除它的努力只会促成它的降临,没有任何有用的先兆;每一个事件都使之前的事件恰逢其时。得为每一个事件寻找原因,正是这幼稚的想法让我们以为,没有任何原因的纯粹事件不可能发生,只能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此外,它绝不可能再次发生,而因果过程总是可重复的,严格说来,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再是一个事件。
因而,尽管卡内蒂的假设非常极端,但他的期许无疑是虔诚的。他所谈及的那个点从定义上很难被找到,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捕捉到那个点,那么时间就将被归还给我们。我们可能扭转事件和历史消散过程的那个点逃离了我们——这正是我们已经超越它而没有留意到它的原因,当然,根本也没想到去留意它。

《致命的策略》,[法]让·鲍德里亚著,刘翔、戴阿宝译,守望者|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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