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麦家在爱丁堡的一天

雾霭笼罩下的爱丁堡，如一幅晕染着灰蓝色调的古画。作家麦家缓步行走在青石板街头，仿佛一位在时间迷宫中破译秘密的探险者。他笔下的那些坚守秘密的人——容金珍、李宁玉、黄依依——在故事里游走，如今他们似乎也在这布满暗码的老城复活。我带麦家走进我常逛的爱丁堡的旧书店“扶手椅”书店，看他站在那些被时光磨软了棱角的书脊前，不禁想起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话：“当我的心灵受苦时，故事便成了我的避难所。”

麦家在“扶手椅”书店

受语合中心支持的文学驻留项目邀请，今年3月，麦家来爱丁堡举办讲座，向当地读者推介他的新书《上校和太监》（The Colonel and the Eunuch），也就是《人生海海》的英文版。该项目的负责人王竞知道我在爱丁堡生活多年，又一向对文学感兴趣，便提议由我尽地主之谊，陪麦家“逛一天”，顺便许我特权，和他边走边聊，做一场即兴采访。我几乎没加思索就一口答应下来，觉得这事有趣极了。谁知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对爱丁堡的了解并不太多，于是，赶紧恶补本地的历史和风物。

《人生海海》英文版，Apollo出版社，2025年5月版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这句话，是我在爱丁堡的“作家博物馆”（The Writers’ Museum）中看到的，我之前一天先去那里参观、做了功课。我还没来得及向麦家介绍这位爱丁堡的作家，以及他的代表作《金银岛》《绑架》《一个孩子的诗园》《化身博士》等等，而当麦家向我袒露心声时，他的话语竟自然而然地将他和史蒂文森联系到了一起。麦家告诉我，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天生的作家”。阅读与写作，是他内心紧张不安时最好的缓解方式。他用“救赎”来形容文学带给他的意义。他说：“文学对我的救赎是非常具体的。比如，当我遇到一本特别喜欢的书，我会乐此不疲，甚至会去摘抄书中的句子……而当我写出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的人物，我也会开心很久。”

他曾经是一名基督徒，但后来放弃了信仰。他说，尽管这段经历让他变得更加坚定，形成了更清晰的价值观，但“基督教看不见摸不着，而文学是可以触摸的”。“当我跟别人争执之后，内心感到极度疲倦焦虑时，只要拿起一本文学书，我很快就能安静下来。我很快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并从中获得慰藉。有些作品就像是人生路上的路标——这就是文学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现实之中，现实带来满足，也带来束缚。人们为了逃避现实，会躲进一本书里，哪怕去读《哈利·波特》也可以获得片刻安宁。《哈利·波特》也许拯救不了我们，但卡夫卡的作品，会令人感到深切的安慰。”

对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而言，故事是他逃避现实的避难所；而对麦家来说，文学作品则是他情绪得以安放的慰藉之地。两位时空相隔、文化背景迥异的作家，却拥有相似的内心体验。

爱丁堡最动人的传说之一，是一只名叫“博比”（Bobby）的小狗的故事。170多年前，约翰·格雷在爱丁堡警察局担任夜间守卫，他养了一只名叫博比的斯凯梗。这只小狗每晚都陪他巡逻。不幸的是，1858年，约翰·格雷因病去世，被安葬在格雷弗莱尔墓园。此后，博比便守在主人的墓前，一守便是14年。如今，博比的雕像矗立在墓园入口附近，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许多人会伸手摸一摸“博比”的鼻子。我带麦家来到雕像前，此时，“博比”的鼻尖已被摸得锃亮。我随口说道：“怎么大家都爱摸小狗的鼻子呀？”话音未落，麦家接话：“狗的鼻子极其灵敏。”我问麦家是否养过狗，他说养过，接着缓慢讲起那段往事。对他来说，那段经历似乎并不轻松，且带着些许遗憾与隐痛——他甚至还没有勇气把它写进文字里。

看游客摸“博比”的鼻子

“我以前在成都工作时养过一只土狗，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天天带它出去遛。后来，它长了癣，开始掉毛。我们带它四处就医，一个老太太说能治好，还愿意收养它。我和儿子就信了，把狗给了她。可没过多久，我有一次在家附近散步时，突然看见那只狗。它成了一只流浪狗！我赶紧去追它，它大概听见我喊，冲着我就跑过来，结果一辆车开来，把它撞晕了，还好没死。当时没有宠物医院，我托人找到一个很会养狗、能给狗治病的老人，他住在乡下，六十多岁，以前是为公安局养警犬的。我们把狗送了过去，他很热情。在他的照料下，狗很快完好如初。开始，我和儿子每周都会去看狗，后来变成每月，再后来就不常去了。一年后，我突然梦见那只狗，第二天就决定带儿子去看它。结果一打听，那老人因非法养狗被举报拘留了。他的那些没人管的狗，也被当地人杀了吃了。我们的那只狗也在其中。我特别难过，从那以后再也没养过狗。”

我并没有问麦家，狗恢复健康后，为什么不把它接回家？如果他当时那样做了，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心伤。但生活里，总有太多的无奈，太多说不出口的理由，也许是忙，也许是不方便，也许习惯了把希望托付给别人，也许，只是为了少些牵绊。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爱丁堡的一家星巴克，当麦家提起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这句名言时，我不禁又想起这只狗。有时候，爱与牵挂，本身就是一种枷锁。也许，是卢梭让麦家想起了这句话——又或者，是卢梭的朋友、也是后来与之反目的大卫·休谟让他想起了卢梭。两位思想巨匠从惺惺相惜到反目成仇，终究分道扬镳。而休谟，正是爱丁堡人。在爱丁堡的皇家一英里大街上，靠近圣吉尔斯大教堂，矗立着休谟的雕像：他身披古典罗马式长袍，手持书卷，神色平静。在我的建议下，麦家站在他身边，和这位苏格兰启蒙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合了影。

我们接着聊：人生里，是少些牵绊好，还是多些牵绊好？麦家说：“你喜欢收藏古董也好，旧书也好，它们都是你生活的陪伴。这种陪伴会滋养你，让你的内心有寄托，也有牵绊。我甚至觉得，生儿育女也是这么一回事，人是被牵绊着活着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牵绊，在某种意义上，他就不能算是人了。”他顿了顿，继续说：“疾病会牵绊你，情感会牵绊你。这些情感可以是亲情，也可以是广义的悲悯之心。比如，一个坏人正在强暴一个女子，你内心不会颤抖吗？你不想挺身而出吗？如果你没有这种牵绊，你还算是一个人吗？”

如今，对麦家而言，最现实的“牵绊”，大概是他的夫人和孩子——不过，这种牵绊，他甘之如饴。麦家其实不太喜欢旅行，他觉得，最好的旅行是在书中。确实如此，“去得远”，并不等于“见得多”。如果缺乏观察力、想象力和思考力，旅行不过就是从一个宾馆换到另一个宾馆。而在书中旅行，你可以一夜之间穿越中世纪与未来，深入了解历史，甚至走进一个人的内心。真正的旅行是灵魂之旅，而不仅仅是身体的移动。

这些年，麦家还是去了不少地方，他解释道：“一方面要陪孩子们长大，他们需要看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家闫总（麦家的妻子）特别喜欢旅行。她全心全意爱我的唯一条件，就是我每年至少要陪她和孩子们出去旅行两次。”麦家说这话时，脸上带着掩不住的笑意。显然，他已经习惯了这些“被迫”出行的时光，并乐在其中。

这天上午，王竞将麦家“转交”给我时特别叮嘱，说麦家有睡午觉的习惯，中午一点左右记得送他回酒店。麦家经常失眠，对他来说，午觉就是充电。他也常靠安眠药入睡。我自己睡眠也不好，当我告诉麦家，英国医生说长期服用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一次最多只给开两周的剂量时，麦家并不以为然，说：“北大的陈晓明教授17岁就开始吃安眠药。有一次，他去看望季羡林，季老对他说，‘你17岁开始吃，我16岁就吃上了’，两人还比起谁吃得早……季羡林一直活到97岁。有些人的交感神经天生过于活跃，就像有些人天生肠胃不好……吃安眠药没问题的。”

除了每天的午觉，麦家还有一个习惯——跑步。实际上，从他的体型便可看出来。他虽年过六十，身形却依然挺拔匀称，透着四五十岁的神采。这份从容，一定是多年锻炼与自律的结果。即使在外旅行，只要有机会，他也依然坚持跑步。麦家表示：“你想拥有自由的人生，必须首先做到自律”。

“总的来说，我喜欢把自己交还给自己，包括锻炼身体。我试过很多种运动方式，包括撸铁、骑车、打羽毛球、网球、篮球……最终真正留下来的就是跑步，因为跑步不受限制，随时想跑就能跑。状态好的时候跑一个小时，状态不好就跑半个小时，大多数时候跑40分钟左右。在杭州，我每天跑同一条路线，闭着眼睛都能跑下来，我知道哪里有台阶，哪里有个坑儿。我喜欢这种一成不变的感觉。其实不光是跑步，吃东西我也喜欢固定不变。很多人不喜欢英国的早餐，觉得千篇一律，但我却很享受：一个牛角包，几块水果，一杯咖啡，就挺好。我不愿意在这些小事上花太多精力。”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想，麦家更愿意把它用在他认为真正重要的事上，比如写作、思考。这让我想到史蒂夫·乔布斯的生活哲学——他认为“决定不做什么，与决定做什么同样重要”。乔布斯一生推崇专注与极简，我在麦家的日常里，也看到了一种近似的坚持。

更有趣的是，麦家透露，闫总每个月只给他1000块钱的零花钱。“有时候在外面散步，走累了会打个车；有时候会在外面喝杯咖啡。但我没有支付宝、微信支付。”当然，这大概意味着，所有“俗务”几乎都由闫总打理安排，麦家的衣服也由她一手包办。闫总掌管生活的细枝末节，而麦家则专注于创作。这种默契和依赖，既透露着麦家对穿着的随性，又体现出他被夫人的“宠爱”。

和麦家一路散步，我隐隐感觉，他对周围的风景似乎并不那么好奇。大多数时候，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作品和创作经历。他很少主动发问，比如：“这是什么？”“这是哪儿？”但如果我主动介绍爱丁堡的某个景点、某段历史，他又会认真聆听，还时不时补充几句，仿佛什么都知道。当我们站在亚当·斯密的雕像前，我一时算错了他的生卒年，把67岁说成了57岁，麦家立刻纠正：“他不是活了67岁吗？”他对于年份和数字格外敏感。闲聊时，他甚至能脱口而出山东、浙江和福建的人口数等。显然，他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在亚当·斯密的雕像前

麦家从不吝于对夫人的赞赏。他告诉我：“我一直不享受世俗生活。比如说，我去约见一个新人，我都会紧张，我会想我和这个人聊得来吗？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依赖我们家闫总的原因。”他形容夫人具有典型的山东人性格，大大咧咧，热情好客，能与任何人相处，不像他这样敏感——可能对方一个眼色，都会影响他的情绪。在某种意义上，夫人改变了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同时，他也从所谓的世俗生活中尝到了一定的乐趣。

但夫人改变不了的，是他时而“独处”的习惯。麦家和夫人约定，每天留给他两到三个小时的独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可以“无所事事”，思考、放空。麦家解释道：“我要用这两三个小时自由呼吸，哪怕就是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对作家而言，独处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创作的土壤。卡夫卡曾在日记中表示：“我必须尽可能单独生活。我获得的成绩都是单独生活的成果。我恨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我厌烦与人交谈，厌烦串门拜访。”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中，甚至长期不离开自己的卧室。她通过窗户观察世界，感受自然的变化。这样的独处使她能够专注于内心世界，创作出大量深刻的诗歌。

在中国读者中，麦家的作品享有极高的认可度，尤其是他的小说《暗算》和《风声》，自2000年代初问世以来便大获成功，《暗算》更是获得茅盾文学奖。麦家的多部小说陆续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既在市场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也在评论界获得了高度评价。他的作品不仅在中国畅销，也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海外颇具影响力。其中，《解密》曾于2014年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为“全球年度十佳小说”，该刊评价道：“终于，出现了一部伟大的中文小说。《解密》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同时，麦家又如彼得·凯里般纵身跃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部作品的节奏，它生动的叙述，它极新颖的故事，是中国小说中独一无二的。”英国《泰晤士报》也称赞麦家“将一个迷宫般的传奇、人物不幸的境遇和最终非常规的陨灭写得那么动人”。此外，《解密》还被英国《每日电讯报》评选为过去一百多年中最杰出的二十部间谍小说之一。谈及这些成就，麦家将自己获得的“名与利”归结于天命。他表示：“你想要的东西，如果命中注定没有，哪怕再怎么努力争取，得到的也只是一些辛苦费；要赚大钱，获得名气也是一样，最终还是要靠命。命中没有，再怎么努力，也没用。”这种来自上天的厚爱，让麦家学会了感恩。因此，他创办了“麦家理想谷”公益性书店，资助贫困大学生，并成立了“麦家陪你读书”的公众号……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以实际行动回馈读者和社会。

《解密》电影海报

麦家相信宿命。他“悄悄”告诉我，他并不认同哪吒那句振聋发聩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大概因此，他至今还没有去看热映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在他看来，成功是个人努力和天意共同作用的结果。我渐渐明白了他的意思：宿命论并不意味着放弃努力或消极应对——即使命运无法违抗，我们依然可以在其中寻找努力的空间，并在与命运的共舞中体会人生的乐趣。

坐在星巴克，我问麦家写作时喜欢喝茶还是喝咖啡。他答道：“写作时主要喝茶。”“因为喝茶更有灵感吗？”我追问。“不是，因为喝茶可以不停地续水，省钱……”他说得很坦率。麦家通常在家写作，上午、下午各一段时间。上午写作时喝绿茶，下午则换成普洱，有时也会泡上一壶岩茶。大约写到下午四点，他就会去锻炼身体。晚上主要用来陪伴孩子。等孩子们九点左右上床睡觉后，他会再看一个小时的书，为入睡做准备。有时候，他会提前听一些助眠音乐，然后在十点半服用安眠药，通常半小时后便能入睡。

此时，爱丁堡的雾尚未散去。它如同这座城市的老街一般，安静、神秘，带着一种旧时光的质感。雾中的爱丁堡，美得仿佛不属于现实，又令人不自觉地迷失方向。而“方向”，正是麦家在过去五年中反复思考的问题。谈及此次在英国的巡讲，他提到一个印象深刻的场景：“就在几天前，我在格拉斯哥签售《人生海海》时，有一百多位学生找我签名，其中至少有二十位学生对我说，他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希望我能为他们写下一句话，帮他们走出困惑。这种迷茫已成为当下许多年轻人的普遍状态。他们为什么迷茫？这是我近五年来一直在试图理解和思考的问题。”

《人生海海》中文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3年8月版

“首先，外部太喧嚣，很容易让人迷失，再就是，我们太在乎外部的东西，而忽略了内心的成长，结果就是内心越来越萎缩，所以人就容易迷失方向……大浪淘沙，如果你沉淀不下来，老是被风吹浪打，当然会迷失。但人其实是要‘活内部’的，只有你内部强大了，你面对外部世界时才会稳定有力。那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比如，一杯10块钱的咖啡和一杯100块的咖啡，有什么区别？没区别。你买贵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真正内心强大的人，是不会被这种虚荣迷惑的。”

“我是一个特别注重内心的人，我一直在暗暗祈祷，希望我的内心能够被光照亮，然后它就会拥有力量。我每天都有一些仪式，比如每天早上我会送自己一句话，这些话大多数用来鼓励自己，让自己内心稳定、情绪平稳、思想坚定。有人会质疑这样做有没有用，这就像有人问文学有没有用？我觉得，一本书可能没什么用，但你长期读下去，就会有用。其实不光是书，还可以是音乐、绘画或者收藏什么的，只要它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符号、一个习惯，它就是有用的。它的用处，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但在时间的维度里，它会悄悄地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麦家坚定地表示，他已经拥有一个恒定且稳定的世界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示这一世界观，并引导那些“迷失的羔羊”。他说，这正是他作为作家的使命所在。

有趣的是，爱丁堡的两位著名作家亚瑟·柯南·道尔和苏格兰大文豪沃尔特·司各特也都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亚瑟·柯南·道尔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表示：“我一直认为，作家对公众有责任……提升他们，教育他们，让他们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而沃尔特·司各特在《威弗利》的序言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小说的作者可以并且应该努力通过反映他所处时代的风俗与习惯，去传达道德教导。”

这些作家无不强调文学创作中的社会责任感。无论是麦家的世界观，还是亚瑟·柯南·道尔与沃尔特·斯科特的道德使命，他们都坚信，作家的责任不仅是讲故事，更是引导读者深思世界与人性。尽管身处不同的时空与文化背景，东西方作家们在这一使命感中，形成了跨越国界与时代的共鸣。

聊着聊着，闫总打来电话——按照约定，麦家的午休时间到了。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地主”，原本计划带麦家去爬有287级台阶的沃尔特·司各特塔，去“作家博物馆”进一步认识爱丁堡的三位著名作家，或是去卡尔顿山俯瞰整个城市……结果，大部分时间却变成了在星巴克聊天。

也许，有时最美的旅行，并不在于踏足多少名胜古迹，而是在不经意间与人分享的那些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