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谈《大同书》与康有为的古今之变

王东杰（章静绘）

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新作《规划社会的来临：重读〈大同书〉》，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康有为文本的构成、表达与组织方式。他认为，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世界主义（而非天下主义）文本，作为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另类表达，作为中国土产的社会进化学说，《大同书》呈现了康有为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在他看来，康有为耽迷于无微不至的治理模式，其大同构想隐秘地遵循了一条以规划和管控为中心的原则，高度倚重于知识、信息、理性和计算。正是理性主义，将康有为的现实关切和理想建构贯穿为一体。王东杰把《大同书》体现的理想，称为“规划社会”。

近日，王东杰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阐述了他对康有为的古今之变、文学批评及精神分析与思想史的关系、康有为的历史哲学、《大同书》的政治行动维度、《大同书》与《诸天讲》的关联、颜元和康有为的身体观、国语运动的规划色彩、大同理想与二十世纪历史的关系等问题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