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啃老”，大多数人的直觉都是“年轻人啃父母”或者“六个钱包养一个年轻人”，但这并非最可怕的“啃老”形态。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日本的“8050问题”愈发严重，这也是整个东亚社会未来很可能面对的课题。
所谓“8050问题”，即80多岁的高龄父母与50多岁无业、蛰居的子女同住的社会现象，他们在经济上陷入穷困，日益孤立于社会之外。在日本，超过100万人正身处类似境遇中。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超过28%，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也在持续增加，这意味着“8050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蛰居原因
日本学者川北稔在《8050问题：如何拯救极限家庭》一书中，提到了两起日本社会发生的极端事件。
一是2019年5月28日清晨，一群小学生在神奈川县川崎市多摩区登户车站附近等待校车，一名50多岁的男子突然双手持刀冲来，最终导致一名小学六年级女孩和一名送孩子上学的父亲遇害，伤者人数达18名。
二是2019年6月1日，一名住在东京都练马区的七十多岁父亲持刀刺向四十多岁的儿子，儿子胸部受伤，送院后不治身亡，事件起因是儿子嫌“运动会的声音太吵”而开始暴躁。后来这位父亲向警方透露，在家啃老的儿子曾有家庭暴力行为，并有蛰居倾向。他担心儿子会做出与几天前川崎案件罪犯同样的事，给周围人制造麻烦，所以将之杀死。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父亲名叫熊泽英昭，曾担任日本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的熊泽英昭。
川崎案件加害人与练马案件被害人的生活模式都接近蛰居状态。所谓蛰居，是指不参加社会活动，以家庭为中心生活的“状态”。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对蛰居的评价、援助指南》中，将蛰居定义为“由于各种各样的要因，回避社会活动（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就学、非正规雇用的就业及家庭外的交际等），原则上是持续6个月以上基本不外出的状态（包括与他人不交往的外出行为）。”
《8050问题：如何拯救极限家庭》
类似的悲剧还有很多。2016年，新潟县三条市一位70多岁的母亲将50多岁的儿子杀害，随后自杀身亡，他的儿子是一位长年无业的啃老族。2017年12月，北海道札幌一位82岁的母亲在饥寒交迫中死去，长年无业、在家啃老的52岁女儿也同时身亡。
2016年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年龄在15岁到39岁之间的年轻群体中，处于蛰居状态的有54.1万人。当时已有不少呼声，认为应将40岁以上群体也纳入调查。2019年，日本内阁府再次展开调查，发现年龄在40岁到64岁之间、处于蛰居状态的人口已达到61.3万。这个调查数据还是保守数字，因为日本人以蛰居为耻，许多受访对象会有意隐瞒。
不同年龄有不同的蛰居原因，数量比例有没有明显差异。有人因为校园欺凌而拒绝上学，有人因为考试失利而不愿出门，有人因为求职失败而失去信心。至于40岁以上的人，最常见的原因是被裁员和人际关系问题。数据显示，最容易蛰居的人反而是那些曾经从事过长期工作，但最终失去工作的人，他们对于这种境遇的转变更为无所适从。
以往有人存在刻板印象，认为蛰居者多是独居，但从调查结果来看，与家人（父母、配偶或儿女）同住的比例相当之高。在40岁以上的群体中，由蛰居者本人维持生计的占29.8%，可见部分蛰居者仍然拥有经济自主的能力，但也意味着剩下的七成只能依靠他人，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啃老”。
《消失的劳动者：百万无业中年的困境与出路》一书也谈及日本社会的失业问题。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啃老也不是一天“啃”成。川北稔认为，蛰居的背景分为“生物学”“心理”“社会”等层面。“生物学”层面是指因患感统失调、抑郁症、强迫症、恐慌症等精神疾病而蛰居，抑或是轻度智力障碍、学习障碍、高功能广泛性发育障碍等。“心理”层面指在蛰居状态开始之前就存在的精神压力，以及在蛰居状态下生活时本人所承受的紧张感和不安感。更为普遍的则是“社会”层面，
《8050问题：如何拯救极限家庭》中写道：“在升学和就职等备受期待的人生转折点上，有时会遭遇挫折，未能顺利按照预想轨道前进。厚生劳动省在《指针》中指出，在只认可就学、就业的环境中，经历过蛰居的人想再次进入社会时，会面临很多困难。‘要是蛰居，将来就完了’‘不同于他人，这样不好’，若周围的人都用这样的眼光看待蛰居者，不仅是蛰居者本人，就连家人也会觉得蛰居是坏事，无法向外界寻求援助，变得越来越孤立。”
也就是说，导致蛰居状态开始的契机、让蛰居状态持续的因素与蛰居本人及其家庭情况的叠加，会使蛰居状态长期持续下去。
50岁啃老族的出现有历史因素
50岁的啃老族，有相当比例在年轻时代就开始啃老，这类家庭往往呈现非常典型的东亚式极端家庭状态。
父母在养育子女时，没多少人能预料到孩子会陷入蛰居状态，毕竟大多数东亚父母对孩子都充满期望。因此，蛰居一旦发生，父母往往无法认清事实，甚至认为子女“只是稍事休息”。羞耻感也会导致父母不愿向外界寻求帮助，而是采取“家丑不可外扬”的隐瞒。前文提到的东京都练马区悲剧就是如此，熊泽英昭杀死儿子后，警方进行调查，周边邻居表示多年以来，他们甚至并不知道熊泽英昭还有个儿子。
可在家的时间一长，父母又会采用严厉态度“激励”子女，结果激起对方逆反心理，不但造成子女继续自我封闭，家庭关系也会出现巨大隔膜。此时，父母又会自我责备，特有的东亚式溺爱，使得父母又转化成觉得孩子很可怜、“先随他”的状态……
也就是说，在初入职场的年纪遭遇就业冰河期，随之而来的“疤痕效应”会持续存在。这种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加重，那些曾经就业受挫的年轻人，在四五十岁时会承受更严重的心理创伤。他们会拒绝走出家门，拒绝求助，将问题封存于家庭内部，但当八十多岁的父母无法继续支持他们的生活时，“8050问题家庭”面临的似乎是一条绝路。
在日本，老年人咨询中心面对的80%案例都是“应对无业成年子女”。同住矛盾频发，是因为无业成年子女经济不独立，没有话语权。在经济好的时期，年轻人的赚钱能力往往超过自己的父辈，但在经济下行期，年轻人的赚钱机会明显变少，财富积累的能力反而比不上父母，因此越是这种时期，啃老的情况就越多。
日本纪录短片《消失的劳动者》剧照
同时，日本父母又往往坚持东亚式的“我是为你好”，基于子女的恶劣状况，忍不住要替子女多做打算，反而进一步激化矛盾。矛盾之外还有困惑，年迈的父母不仅仅失去工作能力，还可能面临重病、积蓄减少等各种问题，无法颐养天年。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照顾孩子多久，也担心自己离去后，孩子无法独立生活。孩子则在蛰居中饱受各种精神压力甚至精神疾病的困扰，毕竟日本是一个高度重视他人评价的社会，人习惯于通过比较获得价值认同，一旦脱离所谓的正常轨道，就很难返回。
日本的“8050问题”，源于经济泡沫的破灭，也有校园霸凌的因素，还因为过往不够成熟的社会援助体制。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中小学由于校园欺凌等因素导致不上学等问题集中出现。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因此出现“就业冰河期”，许多年轻人一直找不到工作，成为“平成废柴”。偏偏与此同时，日本国家福利机构强调“自我责任”“父母应该照顾子女”，以此逃避社会责任。到了这代人年纪渐长，可以申请社会福利金时，日本社保费用又暴增，没有工作和积蓄的他们根本无力支撑，也就无法享受充足福利。在老龄化严重的今天，它的累积效应开始爆炸性集中出现。
学会“与别人不一样”，是东亚人的出路
啃老是全世界难题，但“8050问题”之所以被视为东亚特有，是因为它有着非常明显的东亚文化特征。
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年轻人就业难度加大，许多人只能选择非正规雇佣，如临时工和派遣工等。但在日本人的习惯认知里，获得正式聘用机会，成为“正社员”，是父母们对孩子的最大期望，情况有点类似于“孩子不考公考编就等于没有正经工作”。这种来自家庭的压力，造成了就业的失衡，也让许多年轻人选择逃避，最终变成蛰居一族。
东亚孩子在成长中背负的巨大压力，也如滚雪球一般摧毁着许多人的人生。因为从小在压抑氛围中成长，“寻找自我价值”的排位远低于“是否让父母满意”，许多人一辈子都未曾为自己而活，而是活在长辈的期待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求职受挫，年轻人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封闭自己。
这种压力不仅仅是“8050问题”的诱因，也影响着东亚社会的方方面面。之前就有研究结果显示，欧美国家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结婚年龄会显著增长，也就是走向晚婚。但东亚女性在普遍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往往会跨过“晚婚”这一选项，直接走向不婚不育。
这当然跟历史有关，相比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女性受教育的历史，东亚女性起步晚，中间波折也多，还有传统掣肘，但也正因这些阻挠，造成了“压力越大，反抗越大”。
说到底，还是一个“累”字，养孩子累，孩子也累。到底有多累，养过的都知道。“累”在教育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这些年来备受质疑的“鸡娃”，几乎就是东亚标配。
东亚人为什么这么累？很大程度是因为东亚文化对等级和社会性的强调。同时，在东亚人的认知中，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他们因此放弃个人独立自主权而去寻求他人的支持、指导和保护，人们非常渴望与有钱有权以及有影响力的人建立关系。
正因为这种传统，“不懂爱”“不懂理解”也成为很普遍的思维。在东亚社会，家庭关系的连接非常紧密，父辈往往会将自己认可的家庭价值观全数传递到子女身上，不容任何质疑，这也造成了各种干涉、误会和不理解。所以一个欧美年轻人选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不但社会能包容，父母也能包容，甚至反过来予以各种支持。可是在东亚社会，别的不说，学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都很可能在家里掀起“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的意见往往是最不重要的，一句“我是为你好”就足以让人立于不败之地。
具体到现实问题，东亚对个体最直接的冲击是教育焦虑和婚育捆绑。
教育的高度内卷，让大多数父母都陷入挣扎，加上高房价和生活成本，大多数人的人生已经完全被孩子的教育裹挟，彻底失去质量。
“结了婚就要生孩子”的惯性思维，让许多人失去了自己的人生。数据显示，2010年到2015年，东亚三国结婚女性从结婚到生育第一个孩子的间隔时长都非常短，中国的中位数数据是婚后第11个月孩子就已出生，韩国的数据是15个月，日本是18个月。也就是说，东亚三国几乎没有真正的“二人世界”。
在我们身处的社会，很多老人都喜欢强调“无缝衔接”，在他们看来，“无缝衔接”的人生才是最好的。比如小学中学大学，读完书就以应届生身份找到稳定工作，然后赶紧结婚，结了婚就马上要孩子，这样的话孩子大学毕业，父母还没退休，简直是完美人生。
可这样的人生意味着个体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甚至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继而审视自身的机会。在这种状态下进入工作，许多人根本无法承受压力。尤其是在日本这种同质性、秩序感较强的高度集体性社会，“不能跟别人不一样”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
要改善蛰居和“8050问题”，除了日本社会正在进行的各种就业支持、心理辅导之外，还需要让人们在所谓的“标准路径”（求学、就业、结婚生子）之外拥有其他选择，得到“为自己而活”的机会。
日本各地的许多创新举措，实际上都是“让人生多一个选择”。比如大阪有NPO组织推出“元宇宙社交”项目，通过虚拟空间帮助蛰居者重建社交能力。它采取的是让参与者从数字社区逐步过渡到线下活动的“渐进式复归”模式。东京有机构不再执着于“让子女自立”，而是为每个家庭成员制定独立方案，包括为父母提供喘息照护服务，为子女开设远程技能培训等，以此降低家庭矛盾。软银公司则开发AI心理辅导系统，通过匿名对话缓解社交焦虑。这些方式都意味着社会认知的变化，即从“矫正异常”到“接纳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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