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弱书生》：传统中国的性别与男性气质的建构原则

就如宋耕（Geng Song）在其“简体中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建立在其博论基础上的《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 The Fragile Scholar: 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2025）的研究背景与理论思路都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大火的性别研究息息相关，尤其是在面对西方男性研究这一新的研究范式时，如何理解与诠释传统中国的男性气质便成为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问题。在此之前，对于传统中国男女两性性别及其性别气质的讨论虽然零散地出现在一些相关研究中，如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的“房中术”研究、韩献博（Bret Hinsch）与小明雄对传统中国同性关系与情感的研究或是如吴存存对明清社会性爱风气的研究，但把男性气质作为其关注焦点的直到雷金庆（Kam Louie）与李木兰（Louise Edwards）的研究出现才逐渐形成气候，而宋耕的博士论文写作（2000）也恰恰处于这一时期。不久后，包苏珊（Susan Brownell）与华志坚（Jeffrey N.Wasserstrom）在2002年编辑出版的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 A Reader一书，使得传统中国的男女性别与两性气质逐渐成为海外汉学研究中的“显学”，而初版于2004年的《文弱书生》，在“误打误撞之下……成为这一尝试的开端”（页1）。

《倩女幽魂》中的书生形象。

作为“开端”之一的研究，《文弱书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如宋耕在时隔多年后的简体版序言中十分坦诚地指出的，“今天看来，这本不成熟的著作仍有许多可以改进之处”（页2），并且在他看来主要有以下两点不足：一是“可以将文本更加历史化——更加注重具体的历史语境，从而避免一些流于肤浅的泛论（generalization）”；二是“西方、中国的简单二分法”（页2）。宋耕对其初作自我反思的这两点缺陷，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文弱书生》中，我们也能在另一部关于传统中国男性气质的“开端”之作中看到，即作为宋耕此研究的主要参考与论战对象的《男性特质论》（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在这部“开端”之作中，雷金庆在借鉴与批判现代西方性别研究的二元范式的同时，以“文/武”这一新的范式对传统中国的性别与男性气质进行了一个结构化与理论化的建构尝试，以期望指出无论是男女性别还是建构于男性同性群体内部的男性气质，它们都与传统中国的权力关系密切相连。

在“文武”范式中，雷金庆确实为如何理解传统中国的男性气质提供了一种方式，但就如宋耕对其的批评，即“如果说‘文武’范式是用来阐释中国男性特质包罗万象可能性的万能钥匙，那就未免有简化论之嫌”（页21）。宋耕指出，“文武”范式主要作用于公共空间，即由男性同性群体组成的关系与共同体之中，而忽视了“性的私人领域”（页22）。因为很显然，在传统中国士人——无论是雷金庆还是宋耕的研究，其所谓的“男性气质”往往都以士大夫群体为主要对象。这既有技术上的原因（传统中国的文本几乎都出自这一群体），另一方面则是士大夫群体所塑造的“男性气质”按照R.W.康奈尔（R.W. Connell）的观点，确实是传统中国各个时期的霸权性男性气质——在私人领域中，“文武”这一范式及其解释显然是捉襟见肘的。

由此来看，作为研究传统中国男性气质的两部“开端”之作，它们都有着相似的缺点与问题，而导致这一不足的原因或许也恰恰与其企图对传统中国性别与男性气质的结构化与理论化野心有关。因为无论是“文武”，还是宋耕在《文弱书生》中强调的“君子vs才子”或是封建晚期的“才子”形象，它们的诠释能力与边界都会遭到复杂的、具体的历史与社会状况的威胁。就如宋耕在批评雷金庆“文武”范式的“简化论之嫌”时所指出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性别关系取决于权力和类型”（页22），因此对传统中国男性气质的理论化必然要建立在丰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具体研究上。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法对传统中国的性别与两性气质有一个理论化的认识。尤其是通过上自高罗佩的“房中术”研究、韩献博、小明雄的古代男性同性关系研究，下到当下苏成捷（Matthew H.Sommer）对清代性别与法律的研究或是魏浊安（Giovanni Vitiello）对明清“男风”的研究，我们能对传统中国的性别与两性气质有一个基础性的理论理解

包苏珊与华志坚指出，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社会角色远比生理性别重要”，苏成捷称其为“身份地位展演模式”。在《文弱书生》中，宋耕也强调，“前现代中国的性别话语是基于权力关系而非基于性别差异，性别和政治权力往往相互交织、密不可分”（页20）。之所以强调“社会角色”或社会与权力关系，首先是呼应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性别研究中的“sex/gender”（中文翻译作“生理性别/社会性别”）这一研究范式。伴随着“gender”成为一个新的、有用的“分析范畴”，如何把被自然化的“性别”重新历史化与文化化就成为西方性别研究中的重要关注点。因为如果gender是一种建制性、社会化的产物，那么它的建构过程以及其处于的具体社会文化以及权力场域，便成为研究古代/现代“性别”以及两性气质的主要对象。在这一理论背景下，雷金庆和宋耕发现，传统中国的男性气质并非“性别”（sex）的产物，而是特定的社会与权力关系的附属品。

我们或许可以修改福柯在《主体性与真相》中对古希腊同性关系组织原则的研究中所揭露的特征，即“性行为是在延伸或复制了在社会领域内的人物关系”，传统中国的性别与男性气质同样是在“延伸或复制了在社会领域内的人物关系”。由此，儒家所注重的“君臣”、“父子”与“夫妇”关系就成为男女性别及其性别气质的主要建构场域，而这些关系本身也经历过一个鲜明的历史变化，即从先秦孔孟对于相互性关系的强调转向汉儒的等级性关系。

在《文弱书生》中，宋耕主要通过讨论“阴阳”意涵的变化来展现这一历史境况，即“阴阳最初被认为是天地间万物化生的源初力量，并无高下之分”（页63），但经过汉儒——尤其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的改造，“阴阳”迅速与儒家所注重的各类相互性关系融合且逐渐被等级化，曾经双向关系转向了如今的单向关系。由此使得占据着“阳-君-父-夫”的位置者自然地获得了“治人”的支配性权力，而“阴-臣-子-妇”则“伏于人”。汉儒对儒学的阴阳化（宋耕认为是“阴阳学说被儒家化”（页63-64））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境况息息相关，由此也就使得当时的性别与性别气质的呈现也与之相连，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传统中国性别与男性气质建构的最基本的关系原则，即同构性。

由此，对于宋耕批判雷金庆的“文武”范式只能解释公共空间中的男性气质，而对私人领域中男性气质缺乏解释力这一问题，我们也需要重新讨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这一二元划分是伴随着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诞生而逐渐产生的，它的目的显然十分复杂，但在涉及男女两性的性别及其性别气质时，我们会发现恰恰是这一差异化的空间规定且塑造了男女的“性别”，而这一既对立又互补的二元性别的主要工作则是负责划分经济角色。而根据同构性原则，传统中国的“公共/私人”领域显然以另一种方式被建构，且两者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它一方面反映在“家国同构”的原则上，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恰恰是在“家”的空间中，士人首先以“父”、“夫”形象出现，而对于这类家族伦理性角色的规定，也是传统中国男性气质塑造的主要场域。无论在雷金庆还是宋耕的研究中，“家中的男性”都被忽视了，这也就导致他们都得出了一个有限的结论，即传统中国的男性角色、身份与男性气质都是在男性同性群体中塑造的，与女性无关，或之间的关系微乎其微（页76-77）。但很显然，在家庭——它是“私人领域”吗？——中，男性身份与其性别气质也与其所承担或是被安排的特定伦理义务息息相关，这也就是苏成捷在清代所发现的新的性别组织模式，他称其为“社会性别展演模式”。

更进一步地说，在《文弱书生》中，宋耕把“才子”置于私领域中，而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发生的主要空间也往往是家宅，尤其是小姐的闺房与花园之中。因此，“才子”式的男性气质的建构必然也会与“佳人”有关。在讨论为何会出现明清时期的“才子”式男性气质时，宋耕一方面强调其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关，从宋代遭遇的北方游牧政权到元代传统汉人士族遭遇的政治创伤与危机，导致“文武”之分成为某种自我疗愈以及建构自我特权形象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也关注到魏晋以降——尤其到注重“斯文”的两宋——“文”之价值的增长，尤其是通过科举制而使得“文”（或“才”）与“权”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因此，“文”在两方面被政治化，首先它成为特权本身，再者就是它成为身份、种族与统治合法性的分界线。

因此，区别于宋耕在“君子”与“才子”间看到的张力，我们或许应该把“才子”看作是传统“君子”的子类别或是在特定历史境况中的新变体。在魏浊安看来，从“君子”到“才子”话语的转变中还应该加入“风流浪子”（libertine）这一中介，作为明清小说中典范式的人物形象，他一方面彻底脱离了传统“君子”话语，但却继承着他的“文”之特权；另一方面它也吸收了传统“男色”形象，并且进一步结合明清时期的侠与友谊等新话语，创造出一个容颜俊美、文采飞扬且无往不胜的“风流浪子”形象。在早期的“风流浪子”故事中，同性情感和关系往往是其中重要的表现形式，士人之间“侠义”式的友谊关系区别于传统的等级结构，感情不再是上对下的宠幸，而开始以强调平等的“友谊”模式出现在士人同侪之中。朋友关系作为儒家“五伦”中唯一一个并非建立在严格等级制中的关系，自始至终都被看作是其他“四伦”的潜在威胁，因此友谊一直以来都是被管控的对象。明清时期的“友谊”话语不仅成为男性同性社交中的重要产物，也渐渐成为同性情感的新模式，尤其是强调平等与忠诚的“侠”话语，在晚明的情爱典范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在晚明的“情”话语中，“才子”与其“女性化”（effeminate）除了源于“友谊式”同性关系模式之外，“女性化”本身也暗示着士人们企图借助“情”话语为自身在传统道德位序与政治结构中的位置重新进行诠释，从而得以进一步巩固由此获得的权力。

在艾梅兰（Maram Epstein）看来，晚明“情”的修辞学以及其象征性逻辑是以正统叙事的范式——它一直把情欲归结为与越轨相连的一种“阴”和女性的特征——为根据的。因此从一开始，关于“情”的想象就是以“佳人”的形象出现的，并且是以“女子气、感官、个人、易变与动摇、疾病与死亡、幻影与错觉”为基础，从而与传统中“阳”之固态与正统性理解所产生的稳定性相对。正是在这一想象性的关联下，“情-女子气”之间形成联结，因此对于才子而言，他们并不是被“女性化”了，而是被“情化”（qing-ized）了。

因此“才子”是“情化”的形象，而伴随着情与欲在晚明“情”话语中被重新构建为属于个体的积极而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表达，也就使得女子气与自然天性不再是传统话语中的消极与破坏性力量，反之，它成为道德与精神上“真”的标志，并且显而易见地与主流教条化的仪式主义相对立。多愁善感与体弱多病的“女子气”成为表达个体感受力、情感强度以及本真性的非常规表现形式，而“才子”便是作为“情”之信徒的士人们所虚构出的最完美的“真情”形象。

当原本为个人提供稳定的位序结构位置与政治理想的礼仪规范渐渐失去其“质”而只剩繁琐且死板的教条时，士人们开始从传统话语中发掘新的表现模式来展现与表达个人的情感、欲望与政治期待，而“情”话语不仅仅是一种存在与美学风格，它同样蕴含着对传统——艾梅兰称其为“正统性”（orthodoxy）——伦理与权力结构的挑战。本真性所具有的自然情感正当性使其成为救赎个人、文化以及政治的催化剂，礼仪规范中的教条、虚伪与作假现在同时关联着个人心灵与其政治生活两方面的腐败，传统“阳”的世界已经乌烟瘴气，“泥土”做成的男人们失去了他们原本具有的“情”之自然真性，被各种仪式与虚假包裹，从而导致政治治理的失败以及王朝的覆灭。

当士人们创造出“才子”这一边缘的、阴性且“女性化”的形象时，或许并不代表他们的妥协与失败，恰恰相反，他们利用“情”话语所建构出的本真性，使得他们虽然处于传统政治结构中的边缘位置，但却能以退为进地继续掌握主动权。在晚明“癖”与“情”的话语中，边缘性（marginality）不再意味着消极，反而成为本真性与道德价值所在之处。而在政治或意识形态上处于边缘的士人由此获得了新的话语权力，它不再来自于自身在官僚体系中的位置，而是通过把传统中“阴-臣-女/妇”与“情”话语融合，一改其受动形象，从而完成了为自身重新赋权的任务。

周祖炎（Zuyan Zhou）认为正是这样的过程造成了士人的“雌雄同体”（androgyny）状态，因为遭到排斥与边缘化的士人往往会对女性（female）与女性气质（feminine）产生认同，从而使其内化了传统的“女子气”。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士人们有意识地选择这样的关联与认同背后潜藏着这类边缘士人群体对于权力关注点的转移，当他们失去入仕的机会或是在腐败的政治格局中被排除在外，他们以“女/妇-边缘”位置来重构自身的“文”与道德特权，而在其中，传统围绕着女子所建构起的贞节话语成为这群士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当士人们自比“处女子”或时常谈及“失身”时，他们所表达的不仅是自身精神与心灵的纯洁，更多的是作为对自身政治忠诚和立场的展现。“贞节烈妇”的形象成为边缘士人一种政治纯洁的形象借鉴。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即“女性化”（feminine/ effeminate，《文弱书生》中译本把它译作“雌柔特质”）。这里所指的并非现代西方二元性别认识论中的“女性化”，其前提是认为男女两性存在某种自然的、本质的性别属性与形象，因此“女性化”就意味着一个男性脱离了自身的自然性别属性、特征与形象，而展现出女性的性属特征。从根本上而言，它是一种“倒错”（perversion）。但这却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女性化”，或者为了避免误解，应该按照中译本的翻译，把它理解为一套“雌柔”的形象（image），而非“特质”（character）。因为在传统中国的性别组织原则中，“女性化”并非一种性别属性，而是特定关系中特定位置与角色被分配的处境与规范形象，它始终处于具体的关系之中。例如一个士人在“君臣”关系中，他处于下位（如果按照宋耕的理解，他被“女性化”），那么当他脱下官服回到家，面对妻子与子女时，他就占据了上位，那他的妻子和子女都被“女性化”了吗？

宋耕虽然不断地强调现代西方二元性别认识论并不适用于传统中国的男性气质建构，但在其研究中却会时不时地落入这一窠臼中。例如他会把士/儒群体在特定权力关系——尤其是“君臣”——中被指配的受制于人或受支配地位看作是“阉割”/“去势”，进而认为它是“雌柔特质”（页60-61）。这一逻辑联系的前提恰恰是作者所反对的现代二元性别认识论，即“男性”总是主动的，统治的，而任何被动与去势都是“女性”特质。除此之外，宋耕也把屈原《离骚》中展现的“泣涕涟涟、哀婉绵绵”的形象理解为诗人的“女性化特质”（womanish character）（页71）。这里的“character”便是西方二元性别认识论的核心基础，即认为哭泣与哀婉是女性的性别本质属性，而忽视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哭泣”与“哀婉”更多表现在男性的抒情文本中，以及它展现的往往是一种非性别化的真实/真情的内在品质。“哭泣的士人”形象不是“女性化”——这里也暗含着对其颠倒的批判——而是一种被不断积极建构与张扬的情感/德性特权。

在很大程度上，宋耕的《文弱书生》与雷金庆的《男性特质论》都企图对传统中国的性别与男性气质做一个结构化与理论化的研究，前者依赖“才子”形象与话语，通过追溯其来龙去脉而把握传统中国男性气质的建构模式；后者则以“文武”作为范式，指出传统中国男性气质在这两种理想型之间的变化。在魏浊安的《风流浪子的男友》中，他也发现明清时期的士人形象出现了十分鲜明的混杂性特征，他企图依赖“男色”与“男风”话语的流变来追踪这一混杂性中的具体元素以及其组合方式……这类研究理路纵然有其重要性和启发性，但就如宋耕在批评雷金庆以及对于自己旧作的反思中所指出的，它更有可能产生简化或“肤浅的泛论”的危险，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相关研究本身还存在着众多的问题需要研究者去解决，与此同时，如何保障结构化、理论化与具体历史境况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对变化的描述，或许也是之后研究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