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盐商为获得社会声望，一向热心于报效朝廷和社会事业。当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天津时，以张锦文为首的天津盐商“大显身手”，积极采取行动保护天津。这是他们社会活动的一个缩影。
这种集体主义的地方精神在盐商身上也有所体现。他们或许不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居民，却在通过实际行动维护地方利益。1853年9月，号称8万人的太平天国北伐军向天津进发，矛头直指北京。八旗、绿营混乱不堪，仅仅尾随太平军却不敢与之交战。国家财源枯竭，天津的驻军大部分已经被调到江南，守城兵卒仅剩800人。万般无奈之下，当地官员约见地方绅士，共同商讨组织团练保卫天津。这项任务落到了官位最高的前两广总督梁宝常身上。然而，他和他的僚属却更多地关注个人如何发财。很快，城里就出现揭帖，指责他和下属中饱私囊。
如此一来，组织城防和筹款的任务就落到了以张锦文（1795—1875）为首的长芦盐商身上。他几乎没费什么时间就招募了各色人等，组成民团以增强城防力量。各个水局迅速动员起来承担了新的任务。他还把在押犯人（许多是混混儿）从天津监狱中保释出来，支援城防，并自费雇佣1000多民工修建路障和炮台。他还组织了一个180人的后备队，由他的儿子指挥。张锦文亲自操办后勤，特意准备辣椒以提高来自四川的500驻兵的士气，负责提供弹药火枪、双筒望远镜以及机动性能超过兵部所供器具的旋转炮架。在筹备城防过程中，他该花的钱都花了，该做的事都做了，包括准备两石大蒜以对付太平军的“妖法”。其他盐商，如倪虎榜、“李善人”家的李春城，在民团的活动中也同样活跃。
或许张锦文的作用被夸大了，但毋庸置疑，他的忠诚和奉献精神是无可挑剔的，即使他的家世不无疑点。有关他的发家史至少有三种说法。带有褒扬性的说法是：他还在襁褓中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庭非常贫穷以至供不起他上学。然而，他的母亲从小就教育他立志，因此他去闯关东，在那里为他的同乡帮工。他很快就以机警果断而闻名，深得友人信任。因此，人们让他管理财务，他自己也一跃成为长芦最富有的盐商之一。这说法把张锦文描绘成了一个白手起家的人物。
第二种说法则是，他的发家另有原因。据他的一位亲戚称，张锦文出生于静海县一个贫穷的家庭。他起初是海仁（满族人，据传曾任盛京将军）的管事，因此又被人称为“海张五”。他的主人对他的机智、才干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交给他1000两银子为本钱，委托他在关里关外跑生意。他在买卖过程中认识到，要想真正发财，长芦是宝地。但他对盐业一无所知，所以在1840年到查家效力。那时，查氏家族已经衰落，张锦文在查家收债的难题上显示了才能。据传查家一直为追收一笔已经过期的贷款而为难，因为这样做会暴露出他们手头拮据。张锦文让欠债人相信查家因为要在春节期间陈设六座金山和六座银山而需要2万两银子，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基于他卓越的才能，再加上从查氏那里获得的1万两银子的奖励，张锦文跻身长芦盐商行列。到1865年，其财势已经超过了查家，以“益照临”为引名行办或租办安阳、林县、汤阴、淇县、房山、良乡、临漳，又用“庆德丰”引名经营着文安、保定。
第三种说法可能最接近实际，它对于张锦文作为盐商时的一个关键性细节——资金的来源与前两种说法不同。据称，他是麟庆（1791—1846）的一个帮厨。麟庆发现了张氏的才能，把他的丰厚宦囊，包括传说中天下肥缺之一的河道总督的收入，交给张锦文去经营。太平军逼近天津时，长芦盐政正好是麟庆的女婿文谦。张锦文受命尽力帮助文谦，在太平军撤退后，花去了他或主子的3.9万串铜钱处理善后事宜。他的慷慨大度使得麟庆之子崇厚（1826—1893）被赏戴花翎。
无论人们对张锦文发迹怎么看，在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足智多谋的张锦文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已是必不可少之人。据张自述，他在文安处理商务时，一封急信从天津匆匆而至，由天津道、府、县具名，催他见信速归。从上海传来的消息说，英法联军已开拔前往天津，兵临城下，挟逼清廷进行谈判。可能是朝廷注意到群众的力量曾经使广州成功地抵制了外国要求，北京下诏，指示费荫樟、华树和张锦文等人组织团练。但他们在究竟由谁指挥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张锦文最后退出，在1858年4月19日自己出资组织了一支由商人和店伙组成的团练，称为“铺勇”。为了激励铺勇，张锦文说服知县公开宣布，铺勇只管城防，不会被调往其他地方。他将城市及郊区划分成64区，遇警以击锣为令，2400多人立即迅速布防。
但清军的迅速溃败未能使团练派上用场。1858年5月20日，由张锦文捐资1.4万吊铜钱加固的防御工事大沽炮台——被奥立芬特（Oliphant）讽刺为“装饰漂亮的糕点”，在密集的火力攻击下不到两个小时就坍塌了。总督见状从阵地上仓皇逃窜，撇下天津和一首写给他太太的绝命诗。侵略者继续沿海河缓慢推进，整座城市处于极度恐惧之中。张锦文及其助手维持着城市的秩序，以防抢掠事件发生。1858年5月25日，八艘外国军舰抵达天津，张锦文派遣下属迎候这些不速之客，给他们送礼、提供必需品，许诺继续通商，并请求他们放过这座城市。在清廷决定和谈之后，天津的秩序逐渐恢复了正常。
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清廷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张锦文在此期间向外国人供应一切日常所需，从住宿到草帽、轿夫和轿子等。张锦文尽管身无官职，但工作非常出色，从而得到侵略者的赞许。他婉拒了其他盐商的资助，到英法联军撤出天津的时候，他已经耗费白银35090两。因为已有二品顶戴，他不再也不可能请求加官进爵，而且他的意图也不在于此。相反，他非常希望得到一幅御笔的“福”字，但这个要求被置之不理，他只好接受直隶总督赠送的花红匾额。
晚清的外患再次为张锦文提供了一展才干的机会。列强将于1859年来换约，咸丰皇帝却改弦易辙，决心不让列强在京城开设使馆。他命令僧格林沁积极备战。大年初二，焦急万分的天津官员又联名给张锦文写了一封信，请求张锦文继续协助组织团练。此时，张锦文的团练已有2700人，负责维持天津城市秩序，一旦发现形迹可疑之人，立即押送到团练总部进行审讯。清政府重修了大沽炮台，封闭了海河的运输。当年晚些时候，英法代表来换约时，清政府请他们改由北塘前往北京。但外国使节仍坚持己见，强行闯进海河。但这次他们大炮数量有限，只能在美国海军掩护下暂时撤退。在此期间，长芦众商为僧格林沁的部队捐资2000两银。相比之下，张锦文自己就捐资万两，购置5000斤弹药，还有兵勇的制服。
一场战争已是势在必打。为了防御敌人再次入侵，清政府计划修筑天津外城，即所谓“僧格林沁墙”。“现值军需支绌……应由该郡富绅竭力捐助，倘有传不到……即系有意抗违，阴挠防务……决不姑宥。”僧格林沁给当地官员的命令更明确：“迄今日久劝捐无成效……天津守令（应）破除情面，赶紧认真设法劝谕绅富商民。……如有从中阻挠，即行拿办严参，毋谓言之不予也。”这些威胁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捐资总额达白银31980两，铜钱4400吊，其中张锦文捐助白银千两。张锦文更建议用过去装盐的麻袋装上沙土，加固炮台，给僧格林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的足智多谋，让天津至今还流传着与他有关的谚语：“海张五修炮台——小事一段。”
然而，胜利的喜悦只是昙花一现。三万英法联军去而复返，这次有备而来，很快突破海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天津，继续向北京进发，使得咸丰帝狼狈出逃到热河。张锦文不得不重操旧业，维持城市的秩序，并为外国人做后勤。无计可施的清政府命令天津的团练进攻留守大沽的一万英法驻防军，张锦文则建议天津官员不要执行这项命令。他警告说，以两千余人去进攻超过自己数倍的敌人，无疑是自杀，况且也违反了对他的团练只负责天津城防的承诺。张锦文尽管抗旨不遵，却没有被控以“夷奸”的罪名，反而被邀请到北京，恭亲王以礼相待，对他言听计从。谈判期间，他周旋于清廷和外国使团之间，以其才略和胆识，建议朝廷起用外国雇佣兵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这个主意很快变成了现实，清廷正式批准建立了“常胜军”。因其功绩卓著，朝廷奖赏接踵而来。虽然还没有御笔“福”字（倒是据传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赠张一顶六角形的帽子和一根手杖），但张锦文被特赐一品顶戴、花翎，他的儿子荣获盐运使头衔，他的孙子则被恩赐举人。因为天津士民（包括张）踊跃捐输，朝廷1853年增加县学学额文、武各3名，并一次性增加8名（当年考生文、武各多录4名）；1858年又因张锦文多次捐赠，再增加学额4名。1866年芦商又捐输请增6名。银子终于战胜了笔杆子。
（本文选摘自《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关文斌著、张荣明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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