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本一夫，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长。1982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本科毕业，1984年京都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手。1987年转任日本爱媛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94年调九州大学文学部，历任副教授、教授。2002年至今起任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1991年曾作为高级进修生，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留学一年。1997年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一年。
宫本一夫教授在东亚考古学领域主要从事的研究有：中国青铜器、东北亚陶器编年、东北亚农耕社会的起源与发展、东北亚青铜器的谱系与扩散、东北亚初期铁器文化的谱系与扩散、东北亚古代国家形成过程的比较研究等。近年来，他开始转向东亚史前社会在欧亚大陆史前社会中的位置，及社会变化的规律性与特殊性的研究。
宫本一夫教授在继续从事西日本绳文时代、弥生时代与古坟时代遗址调查发掘的同时，还在中国、俄罗斯滨海地区、蒙古国、韩国与越南等国进行考古发掘和调研。近年来还在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开设定期的考古学讲座。
宫本一夫教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北疆史的考古学研究》（中国书店，2000）；《中国的历史：从神话到历史》（讲谈社，2005；中译本，吴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辽东半岛四平山积石塚的研究》（柳原出版，2008）；《长城地带青铜文化的研究》（《丝绸之路研究》第29期，2008）；《海岱地区早期农业与人类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中国初期青铜器文化的研究》（九州大学出版会，2009）；《农耕起源的探索——稻的传播之路》（文化交流史话271，吉川弘文馆，2009）；《新修福冈市史：史料篇考古3》（福冈市，2011）；《西藏东部地区的史前社会——四川省藏族自治州中日共同考古发掘记录》（中国书店，2013）；《新修福冈市史（特别篇）：从自然与历史来看福冈的历史》（福冈市，2013）；《西南地区北方谱系青铜器及石棺葬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辽东半岛上马石贝塚的研究》（九州大学出版会，2015）。
2003年，宫本一夫教授荣获第16届日本滨田青陵奖。
宫本一夫教授
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作为日本中国考古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家之一，能否请您谈一谈您的考古研究经历，以及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考古学感兴趣的？
宫本一夫：此事说来话长。我对考古学开始感兴趣可以追溯到我的孩提时代。我出生在岛根县一个叫松江的地方。那里是古代出云文化的发源地，有很多遗迹，比如说铜铎、加茂、岩仓等，是一个遗迹很丰富的地方。另外也有很多神社，例如出云大社、加茂大社等。正如《风土记》中记载的那样，出云大社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出现在日本的很多神话中。在日本，11月称为日本历的“无神月”，可对出云来说却是“神在月”。据说这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神仙会云集出云大社来商量一年中的行动计划，比如决定让谁和谁结婚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出云可以说是一个神话的故乡。这个地域也是一个对古老文化，包括神话等，非常重视的地方。并且这里的人对本地古老文化传统怀有一种自豪之情。因此作为一个当地人，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对古老的东西怀有非常强烈的兴趣和关心。
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始于高中时代。说起日本文化，它和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中国文化也是日本文化的“祖先”。恰逢当时以丝绸之路为首的异国古代文化热在日本兴起，于是从高中时代开始我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也正是我选择大学和入学考试的时候。听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非常有名，是亚洲学研究的中心，而且有包括贝塚茂树先生在内的一些知名教授在那里任教。于是，我萌发了去京都大学研究亚洲历史的想法。后来顺利考入京都大学，并在入学后很快加入了京都大学的考古学研究会。京都大学北部有个叫岩仓的地方，那里有很多须慧器的陶窑址，我在参加研究会的时候参与了窑址的分布调查，就是那种边走边捡一些陶片的调查。另外，我还利用假期参加了由辰马考古资料馆的先生们组织的以兵库县为中心的寺院发掘调查。通过这些活动，我慢慢地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
当时，因为受朋友影响，我还参加了京都大学的哲学研究会，阅读了许多哲学方面的书籍与文章，也曾有过选择考古学还是哲学的犹豫。但是，因为对古代文物和亚洲历史更感兴趣，最终还是决定选择学习考古学。特别是大学二年级时，我发表的一篇论文更坚定了我选择考古学的决心。那是在调查岩仓地区的窑址分布过程中，我发现沿着河流下游到上游，调查所得须慧器的器形在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显示的是从早到晚的时代变化，表示这种器物有可能是从下游逐渐发展到上游的。于是大二时，我在考古研究会的杂志上和其他考古研究会成员合作发表了一篇有关须慧器编年的论文，我写的部分受到了前辈们的褒奖，这让我觉得考古学原来这么有意思，给了我从事考古学的自信。这也成了我大三时决定继续研究考古学的契机。否则的话，我可能今天就是一个公司职员，而不是考古学专业的教授了。
我的毕业论文选择中国青铜器作为研究对象。这一方面是受当时丝绸之路热引起的中国文化热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日本文化的发源地。日本的弥生时代也有青铜器，但并不繁盛，青铜器的年代等也不明确。弥生时代以后的日本文化起源于中国，因此我希望通过研究发源地中国的青铜器，进而了解日本青铜器的年代等问题。当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有林巳奈夫先生在研究中国青铜武器。林巳先生的博士论文是以1970年以前的考古资料为基础完成的。而我开始研究时已经是80年代了。当时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除三大杂志以外，各种地方杂志陆续出现，资料增加了很多。我就依据这些新增加的资料，首先进行墓葬的编年研究，取得了很大收获。并在仅有的两年时间里，对从殷墟时代到战国时代的青铜容器编年等内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写了一篇很长的毕业论文。当时樋口隆康先生是考古专业的主任，林巳先生也是论文审查者之一。因为那时关于墓葬编年有一些争论，而且资料很少，我的论文恰好弥补了这方面资料的缺失，为此两位先生就我的论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冈村秀典是高我两届的前辈，他本科的研究方向是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初期的铁器。硕士研究生时，带着跟我一样的想法开始了中国铜镜的研究。在他之前，还有西村俊范等人也对中国考古学感兴趣，并于1980年去中国留学。我从硕士时代开始，便参加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后简称“人文研”）的“史前考古”共同研究班。其实，当时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是不允许硕士以下的学生参加研究班的。当我进入研究班时，江村治树是助教，罗泰是访问学者。冈村秀典恰好去了中国留学，他是留学归国之后进入人文研的。所以跟冈村比起来，我进入人文研的时间还要更早一些。
大学四年级时，我参加了樋口隆康先生的实习课。同时参加的还有做东洋史研究的籾山明、浅原达郎等人。实习课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中国古代的金文，也包括考古学中与殷商相关的论文介绍以及关于青铜器中金文新资料的介绍等。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我才正式开始了青铜器的研究。你也知道，京都大学的研究传统是必须接触和观察实物后才能开始研究，所以我先对京都大学附属陈列馆的所有青铜器进行了测量与观察。恰巧京都大学陈列馆收藏有以辽东半岛为主的旧满洲以及东亚地区的很多相关资料。当时冈内三真先生是陈列馆的助手，托他的福，我接触到很多上马石等尚未发表的遗址资料。刚好当时大贯静夫以东京大学收藏的资料为基础，对辽东半岛的青铜器进行了编年研究。而我的研究则在时间上从新石器时代扩展到青铜器时代；在地域上从辽东半岛扩展到朝鲜半岛，直到日本九州地区。加上现有的中原地区编年，我的研究范围便覆盖了整个东亚地区。这也是我当初的一个研究目标与策略。由于当时并未通读所有资料，有一部分也只是浅读，所以直到最近才总算完成了这一研究，并出版了专著《辽东半岛上马石贝丘的研究》。从学生时代算起，这本书总共用去了整整35年时间。
正是因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和中国考古学有剪不断的联系。进入博士课程后，我曾一度想去中国留学。但当时刚好樋口先生退休，小野山节先生接任考古学研究室的教授，在他的邀请下，我做了京都大学埋藏文化财研究中心的助手。当时需要一边做考古发掘一边参加人文研共同研究班，所以错失了去中国留学的机会。这样过了3年多，我转到爱媛大学埋藏文化财研究中心工作，晋升为爱媛大学的副教授，当时我只有28岁。我在爱媛大学进行了三四年的校内弥生时代聚落遗址及绳文时代贝塚遗址调查之后，在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下，于1991年实现了去中国留学的愿望，成为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的学生。1994年，我又转到九州大学文学部做副教授。
请您谈谈从学生时代起，对你影响最大的先生都有谁？
宫本一夫：大学时期受林巳奈夫先生影响最大。但是如果从直接接受教育的角度来看，小野山节先生对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当时他刚从英国留学归来，晋升为教授，是一个对教育很热心，同时也是一个对学生要求很严、很有原则的教授。比如每次上他的课，学生们都需要对前一节课所学内容作一个总结。每两周一次的实习课，每个人都必须对两周来的研究内容提交一个总结报告。也正因为有这种严格的训练，我在他的课程中逐渐锻炼出写调查报告的能力，也为以后论文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翻阅了您30多年来完成的很多著作及诸多学术论文，这些研究成果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秦汉时期以及日本绳文和弥生时代的研究，范围则涉及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越南、蒙古，甚至俄罗斯。能谈谈这30多年来您的研究内容跟范围是如何变化的吗？
宫本一夫：我的研究目标是整个亚欧大陆。在研究亚欧大陆农业社会的形成时，离不开东亚和西亚两部分。东亚有大米、小米跟黍子，西亚有大麦、小麦。东亚有印度河文明，西亚有埃及文明及欧洲文明，这两个地域各自形成了自身的农业文明，而外围及相连地域则有草原地带的畜牧社会。我认为，即使追溯到先史时代，在研究亚欧大陆时必须同时考虑这三个地域。虽然各个地域有各自的特点，各自的发展，但通过草原地域有了相互影响。通过研究不同地域的文化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来分析整个亚欧大陆和草原地带的关系，进而探讨日本在其中的位置，这正是我研究的目的。要完成这一目标，我的下一个研究地域将是俄罗斯南部和哈萨克斯坦，最后到罗马。
20世纪90年代初，您曾在北京大学留学，这一经历对您日后的考古学研究有哪些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上，中国和日本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能请您谈一谈这一方面的看法吗？
宫本一夫：说起中国考古学，大家都知道在文献史学方面是非常优秀的。我的想法是，首先要抛开这些，回到考古学本身，即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探讨物质文化本身，进而分析社会变化、物质变化及技术变化等。对于殷周以后的社会来说，文献固然很重要，但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应是物质文化，应该通过考古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与探讨。
我在北京大学留学时的最大收获是，有机会接触到包括严文明、高明、李伯谦等先生在内的一批中国顶尖的考古学家。他们的研究领域都很广泛，又有各自擅长的部分。特别是严文明先生在运用理论、总结归纳方面非常优秀，至今无人能与其匹敌。北京大学留学期间的另一个收获是，收集到很多的考古资料与信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地域文化很发达。托严文明先生的福，我有幸参加了很多研讨会，也因此能和各地的学者有机会交流，获得很多信息。当时我人虽然在中国，但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接触实物的机会还是相当少的，而我却在当时调查了很多资料，这是我在北京大学留学期间的最大收获。
当时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有机会接触很多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我当时是跟我妻子一起留学的（其实是她先去），也了解到许多一般留学生了解不到的人和事。后来，我们全家还在美国一起生活了一年，还带着孩子，通过孩子的一些活动与许多考古圈之外的各种各样的人有了交往。所以我总觉得，出国留学或访问最好带着家庭，会有更多机会了解异国风情。除了前年在韩国三个半月的讲学，我出国基本上都是带家属的。
顺便问一下，您能讲几种语言？
宫本一夫：除了日语、中文、英文、韩文外，通过字典可以读俄罗斯文。我觉得，搞东北亚研究，最好能运用以上这五种语言。
您曾经说过，您在大学时代系统地学习了日本考古学方法，因而在研究中多有应用，这也是您与其他日本中国考古学家略有不同的地方。您能具体谈一谈吗？
宫本一夫：当年在京都大学学习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考古遗物做细微的观察，以类型学的方法对遗物的变化进行细致地分析和总结。这一研究方法在我的很多研究中都有应用。例如在最近一个与中国社科院的合作研究中，我们运用这一方法对二里头、二里冈时期青铜器制造技术的变化进行研究，复原了当时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变化。说起考古学研究方法，我想比较一下京都大学与九州大学的不同。我来九州大学执教至今已有22年了，与京都大学重视考古遗物本身变化的文化考古学不同，九州大学的特点是社会考古学，即如何通过考古学研究来复原整个社会体系。考古学研究的角度有很多，我个人觉得，无论是物质文化研究还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研究都不可缺少。以梅原末治先生为代表的京都大学早期的考古学家非常注重物质方面的纯考古学研究，避免涉及与人相关的因素，这也许与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环境（“二战”前天皇中心时期）有关，无法过多地阐述与历史、社会、民众有关的历史问题。我认为，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要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来到九州大学教书对我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我知道您除了大学教学与研究外，还多次在中国内蒙古、辽宁、新疆、河南、山东、四川等地与中国考古学家合作进行考古发掘与田野调查。请问在这一系列的考古活动中，有哪些给您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宫本一夫：有很多。比如说山东杨家圈遗址。对杨家圈遗址的调查是基于我的一个假设课题，即韩国和日本弥生时代初期的板付遗址的水田可能是从山东半岛东部的胶东半岛而来的。虽然现在那里都是玉米地，特别是烟台地区现如今没有水田，但是在杨家圈遗址的所在地，龙山时代是生产稻米的。为了找到那里曾经存在水田的证据，首先我们在那里进行了探铲调查。在杨家圈附近进行了多处尝试，始终没有在2米以上的地层发现任何稻米痕迹。幸运的是，最终在一个小山谷2米深以下的地层找到了水稻硅酸体。当时是请宫崎大学的宇田津彻郎先生帮助对硅酸体进行检测的。当他从中分析出水稻硅酸体时，半夜打来电话向我祝贺。这一结果证实了我最初的推测，此研究论文已在《考古》杂志发表。我们最近正准备对杨家圈遗址所在地区进行更大范围的发掘，希望能有新的发现。
另外一个印象较深的是最近对四川省西部和西藏地区的调查，这也是源于我的一个假说课题。中国川藏地区的青铜文化源于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这不是大家的共识，而且究竟是经过怎样的路径而来，也不是很清楚。我推测这应该与西北地区和川藏有联系，并且是通过川藏最后到达云南的。在第一年的调查中，我们就发现了商代铜戈。当然关于这件铜戈本身是否为商的东西这点上仍有争议，但它的确是商时期的形状，至少是公元前13世纪左右的东西。其后还发掘出10具以上的人骨，经测量是公元前15世纪至前13世纪的。这些都印证了我的推测。另外，来自北方卡拉苏克（Karasuk）式铜剑（曲柄铜剑），到了这里后却作为铜戈使用，尽管形状上依然和铜剑相似。为何北方的剑到了这个地区后变成了戈？不管原因是什么，从结论上讲，证实川藏地区的青铜器来自西北，并在这里演变发展，这一点让我感到很振奋。
除此之外，与俄罗斯合作在滨海州的发掘，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我们对初期铁器时代的卡若诺夫卡（Krounovka）居住遗址进行调查时，在地层剖面发现了不曾见过的新石器时代陶器。这种陶器是在沿海州和西伯利亚也很少见的带橪丝纹的陶器，我们将其命名为衡希（Khansi）文化。这个文化应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扎伊桑诺夫卡（Zaisanovka）文化的最早阶段。同时，在该遗址还出土了粟和黍。对地域农耕文化起源的研究也是我的研究目的之一，因此，这一发现正好实现了我的愿望。
以上调查结果均证实了我对这些研究课题的推测与假说，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
2003年您曾获得日本考古学界最高研究奖——滨田青陵奖。请问这一奖项主要是针对您在哪一方面的特别贡献？
宫本一夫：我最初的研究对象是中国青铜器，之后又进行陶器编年的研究。通过对整个东亚地区青铜器的研究，明确日本弥生文化的地位和意义，这个奖主要肯定了我在青铜文化谱系关系上的研究。当年我到九州大学时，曾从京大带过来很多考古调查资料，虽然完成了一些整理和研究，但有些，如长崎壹岐岛的资料至今尚未全部完成。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我的许多研究都是从验证假说开始的。这些假说的提出是基于对资料的整理，而假说的验证则需要做大量的发掘与调查。当你花了大量时间整理资料，又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发掘，最终证明你的假说是正确的时候，那种感动是无以言表的。作为一名考古学者，我的原则是，为了验证一些考古学假设，必须进行发掘调查，尤其是田野发掘，并针对这些发掘调查，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您从3年前开始担任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请您介绍一下日本中国考古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是如何运营的？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宫本一夫：正如我多次提到的，日本文化在很多方面都起源于中国文化，中日之间在历史上也有过非常密切的交流。对日本研究者来说，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那么对日本的历史也不可能十分清楚。因此一直以来，日本研究者对中国都抱有高度的感谢之情。相反，中国的研究者很少有对日本感兴趣的。可能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才是中心，不太关心周围其他的国家。
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起，中国的很多年轻学者开始到日本学习方法论、技术等，两国的学者于是有了相互学习的机会。当时，在京都、东京等地有很多日本考古学者组成了一些地方团体，并经常聚在一起讨论、研究，于是有些成员便尝试组织一个更大的网络，把各地的学者聚集到一起。1980年左右，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应运而生。对日本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中国考古研究的交流场所，也是钻研学习的场所。从那时起，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加入了学会。所以与其说日本中国考古学会是一个日本研究者的团体，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包括了中日两国研究者的学会。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日本很难接触到中国的第一手资料，随着一些到中国留学的年轻学者的归来，这个学会也慢慢变成了一个大家互相分享从中国收集来的第一手考古资料的场所。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也逐渐发展成日本国内考古学领域的中心学会。因为即使是专攻日本考古学的学者，如果不了解中国考古学相关知识的话，日本考古研究也会有局限的。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中国考古学会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同时我也希望中日两国的研究者能通过这个学会，继续保持相互交流的良好关系。
很多日本年轻人都曾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关注和兴趣，但现在这种热情在逐渐消退，许多人的兴趣转向了欧美。针对这一情况，去年3月我们举办了一次日本中国考古学论坛，首次规定，论坛的主要用语不是日语而是中文，要求所有大会发言者，不管来自日本还是中国，都必须用中文进行报告、演讲与讨论。这个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受到一致好评。这样的中日考古学论坛今后将每三年举办一次。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日本中国考古学会能发展成全球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部分。
请问您对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哪些方面更感兴趣？今后有什么新的研究计划？
宫本一夫：目前有几个课题我正在做。一是日本弥生时代的水稻农业起源地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起源地应该在山东地区。我觉得东北亚农业的传播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二阶段大约在龙山时代，水稻从山东传播到辽东半岛。从现在的证据来看，大约与龙山时代同期，即从现在往前数的4400年前。因为硅酸体是在土壤里，污染的可能性也有，但证据并不确实。因此最近请熊本大学的小畑弘己先生参与到研究陶器压痕分析中来，希望通过陶片压痕分析找到新的证据。去年在京都大学收藏的文家屯陶器中，在小珠山上层的陶片上发现一个稻粒的压痕，验证了我一直在考虑的这个问题。我以前曾出版一本《探讨农耕的起源》的书，有学者对其中的观点表示批评，怀疑到底有没有，现在终于得到了验证。另外，去年开始与山东大学一起，对一处从大汶口文化延续到龙山时期的王家村遗址（辽东半岛旅顺附近）展开调查，也在陶器表面发现两处稻粒的压痕。
作为一个外国人，您觉得研究中国考古学时有哪些挑战？另外，作为一位日本学者，您认为中日关系的变化对您的研究有哪些影响？
宫本一夫：中国历史和文化对日本影响很大。日本文化正是接受了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才发展到现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对日本人来讲很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多中国学者只重视中国文化，忽视其他周边国家的文化。这大概与中国文化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文化有关。在我看来，从更多的角度发现、了解中国文化，外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本身更容易办到，尤其是与中国相邻的日本人，相对来讲比其他邻国更有这个义务。再从更大的视角看，在整个亚欧大陆，尤其是东亚地区，中国是一个基点，因此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在中国的调查研究，我有很多有趣的经历。比如说在四川省的调查。当时外国人要想在中国进行发掘调查，需要国务院特批。我是在2007年11月拿到的特别批文。我想当时我可能是第一个拿到批文的日本人，这也可能与当时日本是由比较亲中的福田政府执政有一定的关系。拿到批文后，本来准备2008年初开始调查。3月西藏拉萨地区发生动乱，同年5月又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所以正式调查一直到10月才开始。
您的著作《从神话到历史：神化时代的夏王朝》在中国受到很大的关注。能否谈谈您当初是怎么想到写这么一本面向一般读者的书的？
宫本一夫：这本书是从日文译成中文的，原本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的一部。没有料到在中国如此受欢迎，至今已卖了十几万部。这是一本反映个人历史观的书，是一个人长期积累的对一些历史问题看法的总结。在中国，这种类型的著作还很少，因此得到了很好的评价，尤其是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这一点让我很欣慰。当然，这本书不是小说，而是一部根据科学依据来论述从史前以来的社会变化的书，这也是我的一种尝试。
另外这三年，我每年在吉林大学有一个集中讲座，每次一到两周，每场讲座三个小时。作为一种教育普及活动的类似讲座，在山东大学和北京大学也举办过。去年在吉林大学访问期间，我还应出版社之邀，与刘绪先生一起，在北京中关村搞了一次签名售书活动。虽然正值7月份的暑假，但来了大约150多位听众，跟日本不同，来的大多是年轻人。活动之后还接受了5家报社约2小时的采访，之后又进行了约30分钟的演讲。这个演讲在YouTube上可以找到（“一席”宫本一夫《远古时代的中国》）。
我自己感觉，这些年虽然中日关系一直不是很好，但民间的交流还是很多的。另外，中国很多年轻人对历史如此感兴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让我很感动。
最后一个问题，您对今后有志于研究中国考古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宫本一夫：年轻学者首先要树立远大的志向。另外不仅要爱古老的中国，还要爱现在的中国。同为亚洲人，不要简单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外国，更要把中国文化作为研究本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谢谢您花这么多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觉得从您这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后记
2016年1月15日，现执教于日本金泽大学的秦小丽博士受我之约，前往九州采访了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的宫本一夫教授。此次采访得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特别研究员菊地大树的竭诚帮助。采访录音由金泽大学人间社会环境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马涛涛整理。一并在此致以谢意！
李水城
【本文初发表于《南方文物》2017年3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访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闻经李水城教授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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