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人民的利益》幕后：在“天理国法人情”中逼近真相

当镜头对准被网络“开盒”的受害者，当团队追踪牧民生存与生态保护的博弈，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画面，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公益诉讼的复杂与坚韧。上海广播电视台真实传媒青年导演秦博、刘跃带领团队，用232起案件的调研、20余个省份的奔波，将这些“硬骨头”案件搬上银屏，拍摄了首部检察公益诉讼大型纪录片《人民的利益》。

纪录片《人民的利益》海报

在他们的镜头里，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检察官们在法条与现实间的奔走、在个案与制度间的探索，以及一部纪录片如何在“天理国法人情”中逼近公益诉讼的真相。

该片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新闻办公室全程指导，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担任总顾问，检察日报社与上海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爱奇艺联合出品，于2025年7月15日起每周二晚10点在东方卫视“新纪实”时段播出，看东方、爱奇艺、快手等平台同步上线。

公益诉讼的复杂底色

“这个题其实挺难的，很专业，也特别复杂，跟我们之前的预想还是差了不少。”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秦博语气里带着纪录片人特有的审慎。

其实，他和刘跃并非初次接触司法题材。他们与社会现实类纪录片打交道多年，此前，由团队制作的《人间世》《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二次》等作品已赢得广泛口碑。

与“检察”的缘分，始于《人生第二次》中聚焦最高检第十检察厅（控告申诉厅）平反冤假错案的一集。“这种拍摄方式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彼时，公益诉讼作为一个新兴且快速发展的检察职能，正从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迅速扩展到个人信息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妇女权益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等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广泛范畴。

《无碍之上》分集剧照——检察官体验轮椅，为无障碍环境建设做努力

202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初次审议检察公益诉讼法，这部纪录片的酝酿恰逢其时。

“公益诉讼对我们是全新领域，但它‘正在发生’的特质太吸引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公益诉讼法》还在制定中，司法实践已走了十年，这种‘法治进行时’本身就充满张力。”刘跃补充道。

在检察日报社的帮助下，主创团队开始与公益诉讼检察厅沟通，调研由此展开。当团队真正扎进公益诉讼案件的海洋，才发现这片水域远比想象中更深。

“最开始接触的时候知道公益，知道诉讼，但是公益诉讼合在一起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刘跃笑着承认团队初期的迷茫，但这不仅是他和秦博的困惑，也是公众普遍的认知盲区。

“我们希望我们的纪录片不是简单的法治宣传，而是要呈现公益诉讼的‘复杂性’。”秦博强调，“从群众‘急难愁盼’里选案例，每个都得有代表性。”

为了吃透题材，团队用了近一年时间调研、拍摄：跟随20余个省份的一线检察官取证、磋商、听证，深度接触232起案件。“我们想知道，公益诉讼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检察官每天在做什么？”秦博说，这个过程像“摸着石头过河”，而答案藏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件里。

深入了解下来，公益诉讼并非简单的“好人告坏人”，其核心在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种定位决定了其工作的特殊性。

“他们（公益诉讼检察官）办理案件的意图并不是做一个非黑即白的判断，”刘跃向记者解释，“他们其实是针对公共利益被破坏的现实复杂情况，寻求一种破题思路和解决方法。”然而，这往往涉及多个行政机关职权的交叉地带和法规的模糊空间，所以推进难度可想而知。

《公共之地》分集剧照 ——“雪豹案”庭审现场

拍摄中的压力与试错

“我们碰到的相对比较多的压力和挑战，其实不是在法度的这个层面。它涉及了太多民生的、各省市政府不同的理解，以及社会层面上的信息不对称。”秦博说。

此外，选案的艰难不仅在于外部压力，更在于对公益诉讼核心职能的把握。

拍摄过程中，一个关于长城保护的案例给了团队深刻的教训。刘跃回忆，他们最初拍了一集，自以为“故事从戏剧性也好，或者说人物的表现力也好，都觉得还是不错的”。

“但片子完成以后，到了审阅阶段，业务部门却提出了不同意见。原因很明确：这个案件的办理，没有准确体现出公益诉讼检察官的履职。”

问题出在哪里？

秦博后来分析，症结在于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比如发现长城砖被破坏，检察官是应该自己动手帮忙修复，还是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并协调文物局等主管职能部门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他不应该成为街道办的协调者，”秦博分析道，“更理性的态度是应该让主管部门形成一个长效的监管机制。公益诉讼的核心是监督与督促履职，而非替代执行。”

这个认知的偏差导致团队不得不推倒重来，重新调研并拍摄了另一个更能体现公益诉讼监督属性的案例。

《守望长城》分集工作照——在长城上拍摄非遗柏峪燕歌戏

这种“试错”贯穿拍摄始终。秦博回忆，团队曾想聚焦某地农民的生存与生态保护矛盾，“但基层检察官坦言，案件涉及多方利益，推进难度极大，最终只能放弃。”这些经历让他们深刻体会到：公益诉讼面对的，往往是“硬骨头”“老大难”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更需要的是智慧与韧性。

艰难前行的“寸进”

理解专业只是第一道坎。

当镜头试图对准那些正在进行、牵涉多方利益的真实案件时，无形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

比如，拍摄“外嫁女”土地权益案。导演王晓凡在导演手记中详述了此案的曲折：内蒙古通辽市某村，因高压电线铁塔征地，户籍仍在村里的“外嫁女”们获得的补偿款远低于同村男性村民。

悬殊的数字，根子是那句老话：“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男女平等，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成为现实阻碍。

团队跟随主办检察官周志军全程记录。王晓凡写道：“我们的摄影机就这么怼着，啥都记录上了，如果解决不好，怎么办？”压力同样笼罩着检察官，“检察官事后告诉我们，其实他们的压力不比我们小。他们也有这样的担心，万一报道出来，效果不好，会不会影响稳定？”

这个案子历时近一年拍摄，过程如坐过山车。起初，镇政府只承诺在2025年5月1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生效后补发钱，外嫁女们担忧“夜长梦多”。直到2025年5月26日，在检察院持续监督下，补偿款终于足额打入明杰等外嫁女的账户。“公平正义，变得具体可见。”王晓凡在手记中感慨。

《失去的土地》分集剧照 ——外嫁女在听证会现场

秦博特别看重“外嫁女”这一集的意义：“主流媒体从来没有在系统上给出一个板上钉钉的东西……很难有一个正向的案例，能够十分确定地告诉大家，以后发生类似的案件，可以参考这个案件。”

他认为，纪录片的使命在于呈现中国法治“寸进”的过程。“中国的法治就是这样，不断地往前‘寸进’的。”秦博补充说，“我们是想着能做到一步，是一步。”

如果说“外嫁女”案展现了公益诉讼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破冰之旅，那么聚焦“开盒”（人肉搜索与曝光个人信息）犯罪的案例，则直面了数字时代的新挑战。

“开盒”一集的分集导演姜涛最初觉得“公益诉讼”“公共利益”抽象而遥远。直到拍摄深入，他才理解其核心价值——“绝不仅仅是惩治犯罪的手段，更是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重要途径。”

在这起案件中，受害者个人信息被肆意曝光，维权成本极高。公益诉讼检察官成为他们的“守护者”，代表受害者群体锁定违法者，讨回公道。

《潘多拉魔盒》分集剧照 ——“开盒”受害者求助检察公益诉讼

令姜涛触动的是检察官们的使命感：“他们在办理每一个案件时，都不只是简单地走法律程序，更是在为那些沉默无助的受害者发声。”主办检察官黄挺在办案中常说：“办一个案，要影响一片人。”这种理念，被镜头精准捕捉。

“开盒”案件的特殊性在于犯罪者群体年轻化，甚至包括未成年人。黄挺没有简单地将他们标签化为“罪犯”。

“他也好奇，”刘跃说，“真正去‘开盒’别人的人，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有什么样的动机。”

在导演组的推动下，黄挺以“长辈”和“大哥哥”的身份，与这些年轻的“开盒者”进行了走心的交流。导演组发现，很多加害者，都对这种犯罪行为表现出一种“无感”状态，网络的虚拟性模糊了行为的严重性。

《潘多拉魔盒》分集剧照 ——“开盒案”模拟法庭

为了对抗这种“无感”，姜涛在纪录片中使用了大量“空镜头”——河边垂钓的老人、嬉闹的孩子、悠闲散步的路人，配上山间风声、鸟鸣、海浪声等细腻音效。

姜涛在手记中阐释其创作意图，“生活中有很多有触感、有质感的宝贵瞬间，不要总是被虚拟世界的‘无感’状态牵着走。”

这种深挖根源、寻求社会治理的视角，超越了简单的惩处。“惩治犯罪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教育和保护年轻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姜涛在手记中写道，“法律并非冷冰冰的条文，也是可以充满温度的。”

情感表达让位于对法理的客观审视

面对如此复杂且敏感的题材，秦博和刘跃的团队不得不调整他们驾轻就熟的叙事方式。

“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以更冷静、更有法治思维的角度去看事情，而不是从人物故事的情感出发点去看。”秦博解释创作理念的转变。这要求他们必须“往回收”，将情感表达让位于对法理的客观审视。

“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案件都是一个新领域。”秦博坦言团队中大多数人并无深厚法治报道背景，“去理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新手。”这种“不得不”的克制，反而形成了该片理性、沉稳的独特气质。

《人民的利益》工作照——导演组和后期组一起审片

如今，纪录片《人民的利益》正在播出。“有观众说‘原来公益诉讼离我们这么近’，这就够了。”秦博说。

“相比于完美结局，更打动我们的是真实的前行。”刘跃笑言，镜头里的检察官还在办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还在完善，“这种‘进行时’，本身就充满力量。”

这或许正是这部纪录片的意义所在：它不只记录正义的实现，更记录下正义如何一步步穿透现实的泥泞，变得“具体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