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半年3起精神病人杀人事件，谁为失控的监管买单？

精神病人不仅是病人，更是定时炸弹。

2025 年 8 月 19 日，武汉副教授在小区内被精神病人打死一案民事诉讼二审开庭，再次掀起了人们对精神病人伤人案件的关注。

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2025 年 8 月 10 日，19 岁女大学生在南昌景区内被精神病人刺死；2025 年 2 月 26 日晚，24 岁河北廊坊女幼师被精神病人杀害；3 月 27 日，广东廉江东涌村一家祖孙三人被精神病人杀害。从 2025 年 2 月 26 日到 8 月 10 日，短短几个月、不足半年时间，已经有 3 起精神病人杀人案件，5 人死于精神病人之手。这还没算去年成都 27 岁女子在家门口被精神病人杀害，案件至今没有审结。

这些凶手都有精神疾病史，却无一例外地在案发前 " 脱管 "。每一起案件，都引发公众对公共安全的担忧，这些精神病人像在随机杀人，谁也不知道下一次悲剧会降在谁的头上。

精神病患者频频伤人，社区、监护人、救助体系为何集体 " 掉链子 "？

南昌、成都、廊坊、武汉的案件中，凶手均在社区等公共场所自由活动，无人察觉异常。社区本应是精神病患者管理的第一道防线，但现实却是健康档案缺失、动态跟踪形同虚设。南昌案的席某某能在景区随意游荡，武汉案的王某刚在小区滞留数小时，廊坊案的谢某某 " 言语混乱 " 却无人干预。这无疑给社会安全造成了极大隐患。谁都知道，精神病患者病情随时都可能发作，但在出事之前，社区和相关责任人都没有加以重视。

《精神卫生法》要求社区协助医疗机构管理患者，但执行中往往流于形式。许多地方缺乏专业社工，档案不全，随访敷衍。患者出院后，未经严格评估便回归社区，成为 " 隐形炸弹 "。有些社区不仅没有协助管理患者，甚至连精神病人的名单都没有。一旦出了事，社区隐藏在后面，案件直接转移给了警方。

监护人的 " 隐形失踪 " 也是导致精神病人伤害案件多发的重要原因。《民法典》第 1188 条规定，监护人对精神病患者的行为负有监管责任，失职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除非证明已尽到义务。但在现实中，监护人普遍失守。

武汉案中，王某刚的家属明知其有精神病史，却放任其流浪；南昌案的席某某、成都案的梁某某、廊坊案的谢某某、廉江案的叶某某，均未见监护人有效约束。虽然精神病人确实难以管理，给家庭带来了很多不便，但这不能成为监护人免责的理由。监护人一句 " 管不了 " 就推卸责任，受害者的命谁来赔？ 监护人失职的背后，是家庭能力的不足。许多家庭缺乏专业知识或经济条件，无法有效看护患者。社区和医疗机构的缺位，更让监护责任成为空话。

救助与医疗的 " 踢皮球 " 也是精神病人伤害案的原因之一。武汉副教授被害案中，王某刚曾向救助站和警方求助，却未被有效管控。南昌案的席某某有诊疗史，却没有在出院后跟踪治疗。这暴露了救助体系与医疗体系的脱节。救助站只提供短期帮助，缺乏精神状态评估；医院出院标准模糊，患者未痊愈便被放回社会。网上有人讽刺：" 救助站管送不管治，医院管治不管防，等于把危险踢来踢去。"

《刑法》第 18 条规定，精神病患者若在无法辨认或控制行为时犯罪，经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但需由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必要时强制医疗。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精神正常时犯罪，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者犯罪，需承担刑责，但可从轻或减轻处罚。南昌案的席某某、成都案的梁某某被刑拘，可能被评定为部分责任能力；廊坊案的谢某某无刑事责任能力，直接送往精神病院 ( 被害人家属已向公安机关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谢某某重新鉴定的申请 ) ；武汉案的王某刚被判死缓。这些判决依法依规，却并未平息公众的疑虑。

" 杀人不用偿命，法律是给谁看的？"" 精神病成了挡箭牌，受害者谁来管？" 公众的不满源于法律专业化与朴素正义观的矛盾。

法律依赖医学鉴定，聚焦行为时的责任能力，强调程序正义；但普通网友看到的是鲜活生命的逝去，凶手却可能因 " 无责 " 或 " 轻责 " 免于严惩，这与人们朴素的 " 杀人偿命 " 认知相违背。这种情感落差并不是法律 " 包庇 " 犯罪，而是因为精神病患者的疾病特性削弱了刑罚的适用性。

网友的质疑虽然不尽合理，但也提醒大家：法律不能只停留在程序正义，还需回应社会的情感诉求。廉江案的叶某某，就因犯罪情节恶劣、手段残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公众对精神病患者案件的不满，源于对 " 免刑 " 的误解。许多人认为 " 有病即免责 "，忽视了司法鉴定的严格程序。鉴定需综合医学证据、案发时状态等，确保客观公正。但网友更关注结果：南昌案中，刘某某的惨死令人痛心；成都案中，王紫雅的母亲失去独女；廊坊案和武汉案的受害者家属，在诉讼中煎熬。

网友感慨：" 法律再公正，也换不回一条无辜的生命。" 这种愤怒可以理解。公众的朴素正义观认为，恶性案件的后果不应由受害者承担，法律应该给出更强硬的回应。这种情感诉求，呼唤制度在程序正义之外，兼顾结果正义。

要防止悲剧重演，弥合法律与公众的裂痕，就要从制度入手，全面补漏。《精神卫生法》规定，危害社会的严重精神病患者可非自愿住院，但出院标准模糊，监管机构不足。应明确出院标准，设立专门机构，延长高危患者治疗周期。廊坊案的谢某某被送往医院，但若无长期监管，复发风险犹存。

专家建议，对精神病患者应该建立全国信息库：南昌、成都等案的凶手均有诊疗史，却无人跟踪。建立全国精神病患者数据库，记录诊疗、出院、随访信息，社区、医院、公安实时共享。对高风险患者，实施动态监控。大数据时代，精神病人信息早就应该联网了，这不仅有利于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更有利于保障社会安全。

对于那些对精神病患者监管不力的监护人，应该加强追责机制。《民法典》第 1188 条已明确赔偿责任，但执行不力。要建立追责机制，对失职监护人依法追偿，罚到肉疼，再辅以行政处罚，才能让监护人对病人负责，对社会安全负责。对于那些无力监护的家庭，社区和政府应该及时出手，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社区要建立患者健康档案，配备专业社工，定期随访，协同医疗机构调整治疗方案。

精神病不是免死金牌，对精神病患者的监管必须无死角。当监管的网破了洞，精神病的刀就会伤害无辜者。

法律的严谨需要跟公众的情感共振，制度的设计需要平衡人权与安全。从强制医疗到信息共享，从监护追责到社区管理，每一步都应踏实落地。否则，受害者的鲜血将一次次警醒社会：监管的疏忽，是对生命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