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简称“公约”）秘书处监测、评估与报告负责人吉莉恩·坎贝尔（Jillian Campbell）在北京召开的“昆蒙框架目标实现之路”年度国际研讨会上介绍说，目前已有55个缔约方根据“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的要求提交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NBSAP），中国是最早提交的缔约方之一。另有140个缔约方提交了国家目标作为临时替代方案，但尚未提交完整的NBSAP文件。
她透露，缔约方在2026年2月前提交的国家报告将是首次系统总结各自落实“昆蒙框架”目标的官方进展文件。公约秘书处将在2026年2月对国家报告进行审查。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从目标设定走向全面实施与评估
“审查的目的不光是审查目前的进展情况，最终目的是要为各缔约方提供有助于推进‘昆蒙框架’实施的相关信息。这个审查过程有望加速推动实施‘昆蒙框架’的进展。“她强调，包含多项指标的国家报告是信息的主要来源，所以审查的关键前提是各缔约方按时提交国家报告，并且要保质保量。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于2022年通过的“昆蒙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宏观、系统和全面的指引，在减少对生物多样性威胁、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资源调动与执行工具等三个方面设立了到2030年要实现的23个全球行动目标。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在会上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已从目标设定走向全面实施与评估。“昆蒙框架”的实施取决于各国的具体行动，并充分反映在各国更新的NBSAP中。对这些行动的监测和评估对于“昆蒙框架”的成功实现至关重要，有助于优化未来五年的保护行动，并确保2030年“昆蒙框架”行动目标的全面实现。
保护成效的评估是推动“昆蒙框架”落地的关键环节
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陈海君指出，“昆蒙框架”的实施已进入关键阶段，距离2030年仅剩五年时间，国际社会需密切关注“昆蒙框架”目标的执行进展以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生物多样性保护仅靠单一部门或领域难以有效应对，必须充分发挥跨部门、跨领域、跨地区的协同效应。建立信息共享、能力建设等多边交流对话机制，促进各方相向而行。”陈海君说。
她还强调了拓展多元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昆蒙框架”实施倡议发起以来，中方不断扩大朋友圈，希望实施倡议的成员和合作伙伴能够继续通过这一平台，加强与其他机制的协同增效，形成合力互补，构建多元的伙伴关系网络。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理事长杨超认为，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监测数据碎片化、技术手段不均衡、资源调动不足等挑战。保护成效的评估是推动“昆蒙框架”落地的关键环节。
他认为，未来工作的发力点包括深化科学评估体系研究，推动数据共享与标准互认；加强企业、金融机构等非国家主体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资源调动与信息披露；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双碳”目标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规模化应用；以及支持社区及其居民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加强社区能力建设等。
在生态保护红线模式下，我国的保护面积已超30%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首席科学家高吉喜强调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与生态保护红线对实现“昆蒙框架”目标的重要作用。他说，外界对中国的生态保护红线比较感兴趣，主要原因是如果采用现有保护地体系，很难达到“30×30保护目标。但在生态保护红线模式下，我国的保护面积已超过30%。此外，60%的重要的碳汇功能区都在生态保护红线的范围内。
“生态保护红线提出的背景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为了解决人地矛盾突出，保护各类重要生态空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高吉喜说，为此，生态保护红线在现有自然保护区的基础上，增加了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及各类小众保护地。之所以用了“生态红线”的名称，是因为在汉语里，“红线”意味着严格的保护。“生态保护红线”就意味着严格的管理保护地。
“总体而言，生态保护红线能够起到促进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保护的作用，并协同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高吉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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